一、缘起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和政治人物。且不说他在政治舞台上令人瞩目的表演，仅在学术领域里能与章太炎并称“二叔”（章枚叔、刘申叔），即已表明他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不过在后人眼里，两人却无法相提并论。这在研究者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即与章太炎研究的繁盛兴旺相比，刘师培研究相对门庭冷落，两人的境遇大相径庭。究其根源，政治和文化两方面因素应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
在刘师培短短36年的人生中，政治风暴对其冲击甚大，而他在一些政治斗争关键时刻的表现往往为人诟病，如以同盟会会员之身于1907年底与清廷大吏端方通款，不久投入其幕中；1915年加入“筹安会”。前者在当时的革命党人眼里自然是叛变行为，后者也被视作助纣为虐，所以他在政治上一直是被谴责的对象。早在1911年夏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时发布的宣言中，人们便指责他为“客犬”（清吏走狗）；陶成章的《浙案纪略》也对其行为多方责备；黄节、黄侃等人痛责其加入“筹安会”，黄节甚至耻与其在北大为伍；国民党元老冯自由、邹鲁所著史书中亦是将其作为反面典型；1949年后，大陆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和有关著作同样持此立场。也就是说，在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里，在文人学者的心目中，乃至于在这种语境下接受教育的普通人眼里，刘师培都是政治上被打入另册的历史罪人。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学术界研究起来自是顾虑重重，无法深入甚至觉得没必要深入研究。这种情形以往海峡两岸皆如此。
再看文化因素。长期以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带给人们极为深远的影响，人们已习惯于认同五四的思维方式，把文化上的所谓“新”与“旧”视作截然对立，在不遗余力地宣扬“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的同时，极力贬斥“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作为四世传经的国学大师，刘师培自然是人们心目中旧的一方的代表，更何况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办过《国故》月刊，被认为是与新文化相对抗。[1]所以，一些新派学者尤其是鲁迅等人对其持反对和批评的态度。众所周知，新文化倡导者的立场一直在学界占主导地位，鲁迅等人这一态度之分量不言而喻，其对后人产生巨大影响也在情理之中，故刘师培在被批判的同时，很难引起人们学理上的研究兴趣。也就是说，刘师培既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又在文化上被排斥或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