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刘师培关注并接受西学之缘由
在学术传承上，刘师培具有非常大的优势。这不仅因其父祖世代传经，家学渊源深厚，也因其从小聪颖过人，智力超常，在家人的厚望下，又异常刻苦努力，博览群籍。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使得他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学大师。不过令其父祖辈望尘莫及的是，他是个能交融中西学术的国学大师，尽管这种交融可能相当肤浅。当然，交融中西并非刘师培的专利，他的不少同辈也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说，这是时代特色所赐。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旅程，并非千篇一律，就刘师培这一个体而言，他所以能关注西学，进而交融中西学术，除了共同的大背景外，自有不同于他人的具体因素。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深入探索这类具体因素，与详论时代条件，显然同等重要。
一、救亡与救学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来，西学凭借武力全面东进，迫使中国人由师夷长技而中体西用。尤其是“自义和团动乱以来，包括政府官员、知识界、绅士以及商人在内的人士，几乎普遍地确认，向西方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反对西式教育的人几乎不见了”。[1]即朝廷和士大夫等都承认了西学的先进性，从而开始了对西学的主动接受。与此相对，则是中国固有文化权威的动摇。相应地，整个国家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救亡理所当然地成为时代主题。如何救亡，或者从正面来讲，如何在大厦将倾的满清王朝基础上建立新国家，成为有识之士最关注的问题，而且围绕此“建国”问题还展开了一场涉及广泛的争论。对这一关乎全民族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政治家们各有其立场，学者们也有其独特的思考角度。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此时经常被学者提及，便反映了学者的视角。顾氏曾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