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接触西学虽较早，但接纳西学并以之与中学相交融当从其1903年在上海发表有关著述算起，此前在扬州的读西书只是打下了基础而已。直到1908年，六年间他发表了一系列具有中西交融色彩的论著，当然最后两年（1907、1908）以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为主。从1909年起，他的思想“趋于循旧”（钱玄同语），故基本无交融中西的论著。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西学，也包括当时日本学者的某些译著，因通过日本引进西学是主要途径之一，而且日本的学问形态此时已西化，广义上可视为西学之组成部分。当然，从日本引进西学，还有一个转手译介之西学知识是否准确的问题，因当时之中国人渴求新知识新文化，非常热衷于读译书，故出现这样的景象：
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唯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1]
实则直接从西文所译之书也存在同样问题，严复那样的翻译大师毕竟寥寥无几。这是刘师培那一代人汲取西学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此处谈刘师培阅读西书便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
还需说明的是，这里对刘师培阅读西书情形所做的考索以内证为主，即通过审读其文本内容取证，并结合当时西书翻译出版状况确定其所用之版本，版本状况不详者予以标明。
一、前《国粹学报》时期对西学的吸纳
从现有资料看，刘师培第一篇涉及西学的文章应为《小学发微》。1903年4、5月间，刘师培会试失利后从开封回扬州途中滞留上海，得晤章太炎，两人惺惺相惜，极为投契，引为知己。6月底，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捕入狱，在狱中两次致书刘师培，其第二封信即谈到《小学发微》。这封信是对刘氏来书的答复，因写信前一天收到刘氏手札及所撰《驳太誓答问》、《小学发微》，信中对《小学发微》给以很高评价，说其“以文字之繁简，见进化之第次，可谓妙达神指，研精覃思之作矣”[2]。《小学发微》疑已佚。钱玄同认为《小学发微》与刘师培的《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一文（刊于《警钟日报》1904年11月21日至12月3日）为异题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