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兴起始于高校校园，具体说是以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发起的北京大学歌谣征集运动为标识的，人们对此已达成共识。当时任教北京大学的刘半农、沈尹默提倡写新诗，倡导从民歌民谣中发掘文化艺术的理想因素。这场开风气的歌谣学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旗帜鲜明地提出学术研究主张，吸引了众多学人的目光。胡适、顾颉刚、董作宾、朱自清、钟敬文等学者都积极投身其中，出版歌谣周刊96期，搜集的歌谣有13000余首，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还出版了不少开创性甚至是经典性的学术成果，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董作宾的歌谣研究，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我国民俗学教育与研究已走过了近100年的历程，相对高校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而言，历史应该是比较悠久的。可从全国民俗学学科的整体情况看，至今民俗学仍被视为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发展似乎是刚刚起步，大学民俗学教育体系仍未建立起来，绝大多数课程没有公开出版的教材。而稍微有点历史的文科诸多学科，课程、教材和教师队伍都已进行了多轮更新。这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值得我们作些思考。
一、回眸近20多年中国民俗学的发展
新时期的中国民俗学应该是从1979年开始的，以七教授提出的《关于建立民俗学会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为标志。30多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延续了早期民俗学研究的主流方向，即执著的人类学情结。
人类学研究的许多内容，实际上与民俗学是重合的，国外的人类学家有些同样也是民俗学家。民俗实际上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种民众的行为、民众的观念、民众的组织形式、民众对生活的看法、民众的知识，民俗学与人类学交叉重叠的地方就在这里。对此，钟敬文先生有明确的表述：“人类学（这里主要指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姊妹学科，它们所处理的文化对象，主要是人类集体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它与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所处理的对象大部分是共同的或密切相联的。因此，在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理论的探索、阐发等方面，都有互相汇通和互相借鉴、启发等作用。作为一种应用科学，彼此在学理上往往也是相通的。”[1]人类学与民俗学之所以有一种亲缘关系，两门学科研究对象有交叉，这个交叉的本身就规定了两个学科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人类学调查和探讨人们的行为表现、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状态，其研究方法都可以为民俗学所运用，实际上，民俗学的研究是受到了人类学的影响。我们现在之所以把人类学和民俗学联系起来，来探讨它们的亲缘关系，就是从中国现在的研究现状看，有很多人的研究是跨学科的，而且，现在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很多为民俗学所采用。人类学原来运用的方法、研究对象，有些恰恰是民俗学所忽视掉的，现在借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正好可以弥补民俗学研究中原有的不足与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