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动物、昆虫之间的“一物必有一制”，这是古人对于动物界、昆虫界自然生态现象观察所得出的一个非常精辟的概括总结。唐代传闻毒蛇受制于蝦蟆状的怪物：
物类相克的道理，被当成人类感知外物的一个可以推而广之的经验，人们还将书本知识与现实体验会通理解。蛇畏惧蜈蚣，就是一个今日难于观测到的细微生态现象，而在生态环境较好的唐代，不难遇见到，于是“物各有所制”的普遍性生态伦理，就这样被提炼出来：
《庄子》言“即且甘带”，即且，蜈蚣；带，蛇也。初不知“甘”之义。后闻昆山士子读书景德寺中，尝见一蛇出游，忽有蜈蚣跃至蛇尾，循脊而前，至其首，蛇遂伸直不动。蜈蚣以左右须入蛇两鼻孔，久之而出。蜈蚣既去，蛇已死矣。始知所谓甘者，甘其脑也。闻蜈蚣过蜗篆，即不能行。盖物各有所制，如海东青，鸷鸟也，而独畏燕。象，猛兽也，而独畏鼠，其理亦然。[2]
值得注意的是，“所制”的现象，往往并不是现实世界通常情况下的“丛林原则”，即强者生存、强者以强胜弱；而恰恰是弱势生态主体的一方，因天生是某一强势生态主体的“天敌”，因而能“以弱胜强”。外表上看到的“强势”与“弱势”，其实只不过是表面现象，深层的“制人”“为人所制”，才是几乎不可更替的生物竞争原则。
因而，清代有人将此归结为某种生态主体与特定物质之间，有着彼此相克的禁忌，即所谓的“物性之违”，指出：“物忌：獭饮酒而毙，猩猩饮酒而仆，虎食杨梅而醉，猫食薄荷而醉，鸩食桑椹而醉，雀食木鳖而醉，熊食盐而死，鱼食巴豆而浮，鸲鹆食豕肉而疯，猫食黄鱼而癞，狗食木鳖而死。此皆物性之违也。”[3]这是一个具有几乎无限小前提的“三段论”，大前提和结论，则总是既定的；而小前提是一个可以不断增补的，这实际上成为一个标示动物“禁食之物”的实用性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