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食陋俗，是了解、反思国民性的一个窗口。19世纪末以来，关于中国的国民性、民族性格问题有不少讨论，特别是伴随着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学、传统文化热兴起，对于国民性格中负面的东西也有了一些可贵的反思。其中，西方汉学家的意见，非常值得重视。如俄罗斯汉学家比丘林（1777—1853）在《中国民情与民风》里肯定国人有一些好的品质的同时，中间也有这样的表述：
中国人还有一些坏的品质：和自己的对手交往中城府太深、阴险狡猾、背信弃义、容易激动、报复心重、残忍、对不幸的人缺少同情心、不好客，这在其他亚洲国家很是被推崇；但是在外国人面前这些品质都被傲慢所掩盖。中国人没有机会拿自己的教育程度同欧洲比较，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民族，对他们周边的半开化民族抱以很大的蔑视。但是在和欧洲人的交往中，他们能够发现欧洲人身上流露出来的更好的教养，所以他们表现出礼貌、温和、柔顺，甚至友好。而这些东西只有在中国长久居住并对此进行考察的人才能发现，在谦恭这一精巧的覆盖物背后流露出来的到处都是傲慢。在中国，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都以法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一个人在别人面前要表现自己的优越。但是在中国人对欧洲人礼貌的接待中还难以觉察到这一点。不过在中国官吏针对欧洲人侮辱性的语言里偶尔还能发现这一点，而普通人有时也会表现出粗鲁且蛮不讲理的行为。[1]
还有一位著名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在中国山东等地生活了二十多年之后，也深有体会地指出：“中国人缺乏同情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残酷。……了解中国人的人都认为，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无法与中国相比。”以下他列举了老师惩罚学生使之头破血流、孩子遭到母亲毒打、酷刑折磨、抓住偷粮食的活活烧死、强迫寡妇自杀等现象，进而真诚地表达了自己作为局外人的良好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