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类似大师课的场景中，切利比达克坐在一旁，身后有一些观众；另一边是四位提琴手，演奏勃拉姆斯《A小调弦乐四重奏》的片段。指挥家打断了年轻的第一小提琴，提出意见，然后演奏继续，片刻之后又打断了。如此重复许多、许多次，他有时说哪里不好，有时指出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其间又顺口说了一句：克里斯蒂安（那位第一小提琴手），我总有一天要杀了你（引发观众的一片笑声）。
——以上这个场景是有关指挥家的纪录片，《随性自然——切利比达克的音乐哲学》的开头。
十分凑巧，切利比达克与索尔蒂生于同一年，今年是他们二位的百年诞辰。那么，写完了“索尔蒂百年纪念”接着写“切利比达克百年纪念”吗？虽然我感到应当为自己景仰的两位大师写一点纪念文字，但说起来，我还真不知该如何动笔写切利比达克的纪念文比较好。与索尔蒂不同，切利比达克是我最热爱的那么二到三位指挥大师中的一位，然而，谈论他总让我感到非常困难。无论是关乎整体风格，还是单张唱片的演绎都很困难。为此人贴上一两个标签是很方便的，但我越接触他的指挥艺术就越感到，那种演绎之奇妙境界在于两个方面：首先，不同的作品、不同的演出都有各自的妙想，以标签式的“切利风格”去套其实是不可能的；其次，我认为更加重要的，就是“奇正相生”。
个人风格极为特别的指挥家不多，真正做到“奇正相生”之人又仅是其中的极少数。实在很难形容这种妙境，只能说许多时候，“个人特色”鲜明的演出让我领略到其动人之处，却未必能令我沉浸其中，跟着它的路子重新认识一部作品。因为“重新认识”关系到全局，而细节中的奇思妙想仅是局部，哪怕是一些闪光点。与之相对的，切利比达克的演出每每将我完全拖进它的世界，也就是说，无论外部的细节多么精美、多么古怪、多么骇人、多么颠覆传统，更为重要的始终是整体上“新的认识”从细节中升起，高居细节之上，它折服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