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前一篇文章的时候，我深感为切利比达克作“纪念文”之不易，这样一位大师真不知该如何纪念为好。故我不能写“切利比达克百年纪念”，仅能注“写在切利比达克百年”。中篇与后篇是通过部分唱片回溯时间之流，以求管窥大师指挥艺术形成与发展的轨迹。考虑到切利否定唱片价值的时候，并没有将自己的唱片当作例外，后两篇文章果然也不适合作为纪念文了。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指挥家灌唱片虽不同于自作文章，但考虑到自己的演绎即便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面对许多人的观察，真是马虎不得。而大音乐家们往往是自律性过重，无须外界的压力自己就会追求达到最高水平。只是切利比达克一方面在排练中将乐队逼向绝路，另一方面又将辛苦所得的效果“都付与断井颓垣”——毫不犹豫地将其掩埋在历史陈迹中。若不是乐队财政发生了困难，我们是否还能听到这些录音？我想也没多大问题，现在唱片公司想尽办法掘宝，只要录下了，哪怕切利生前没有授权，这些记录还是有可能重见天日。问题在于，我们通过音乐家所不认可的唱片来认识他的演奏，是否为演绎者本人所愿？
当初戈多夫斯基在录音室中大受折磨，告诉人们不要用他的唱片来认识他。哈罗德·勋伯格应该是知道此事的，但他依然在那本《不朽的钢琴家》中将戈多夫斯基的唱片评价为：展现出“那个时代（而且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钢琴技巧”。戈多夫斯基写下不少钢琴音乐，大大显示了他的超绝技巧，但听别人演奏这些作品，我们不能了解作者本人的触键，感受他的音乐修养。结果戈多夫斯基的唱片还是成为人们认识他的一手资料。与戈多夫斯基不同，切利比达克是从根本上否定了“通过唱片欣赏音乐”的价值，结果却殊途同归，唱片终究成为人们认识他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