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研究生选拔的过程中，对申请人的认知因素进行考查的主要方式是本科阶段的成绩（Grade Point Average，GPA，即本科各门课程成绩以课程学分为权重的加权平均值）和标准化入学考试（如GRE）、管理学研究生入学考试（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GMAT）、医学院研究生入学考试（Medical College Admission Test，MCAT）、法学院研究生入学考试（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LSAT）、米勒类推测验（Miller Analogies Test，MAT）等，这些往往被称为一级标准或客观标准；对申请人非认知因素进行评价的主要方式是面试、推荐信和个人陈述，这些往往被称为二级标准或主观标准［4，14，23］。Walpole等［24］对美国20所研究生招生机构、26个不同学科的100多位参与研究生录取的教师进行了访谈，结果表明，大多数研究生招生机构对申请人的考查方式是本科GPA、GRE、面试、推荐信以及个人陈述。Puryear等［25］对美国107所医学院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本科GPA被89所医学院列为最为重要的或第二重要的研究生选拔方式，随后依次是面试（76）、MCAT（70）和推荐信（52）。Norcross等［3］对美国和加拿大的1970个心理学研究生教育项目进行了调查，要求招生机构在3点量表上对常用的硕士研究生选拔方式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最为重要的考查方式是本科GPA（M=2.75，SD=0.43），随后是推荐信（M=2.74，SD=0.49）、个人陈述（M=2.63，SD=0.55）、GRE/GMAT（M=2.36，SD=0.43）以及面试（M=2.30，SD=0.76）等。概括而言，尽管不同专业或院校的研究生选拔方式存在一定差异，但是标准化入学考试、本科GPA、面试、推荐信以及个人陈述在大多数研究生选拔过程中都被采用。
除了上述评价方式之外，国外研究生选拔实践和研究中还有一些应用较少或正在探索的非认知因素的测评方式，如传记式数据、情境判断测验、客观人格测验、内隐测量技术和条件推理测验等。传记式数据（Biographical data，Biodata）是有关个体过去经历的“历史性的、可验证的”信息［26］，有研究表明，Biodata在预测大学生学业成就时有相对于SAT分数和“大五”人格因素的增益效度［27］；然而有关Biodata的效度证据多来自研究领域而非实际的选拔情境；Biodata的最大问题在于可以作假，当用于高风险的选拔情境时，考生很可能提供不实的信息；尽管有研究表明在Biodata问卷中通过要求申请人提供可以验证的详细信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作假［28］，但是验证信息所要求的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资源使得将这种方法应用于大规模的研究生选拔实践的做法尚不成熟。情境判断测验可用于测量成就导向、尽责性、可靠性、领导力、宜人性和人际理解力等多种非认知因素，并且有研究表明情境判断测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大学学业成功［27］；然而重测和培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情境判断测验的分数［29］，作假也会影响其预测效度［30］；此外，情境测验的评分问题仍存在大量争议［31］。客观人格测验虽不易作假［32］，但其效度尚缺乏充分的证据［33］。内隐测量技术一方面存在构想效度的争议［34］；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作假的可能［35］。条件推理测验尽管可用于测量世界观、人格或动机等非认知因素［36］，但采用该方法得到的研究结果往往难以重复，而且这类测验是否的确不易作假尚需进一步检验［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