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重德轻才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人大多数是重德轻才的。作为中国文化基础的儒学最有代表性。因此，我们就先从儒家讲起。
孔子讲：“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智、仁、勇，后人称为三达德，是并列的，没有轻重之分。孟子说人性有四个善端：仁、义、礼、智，也是并列的。但在德才进行比较时，孔、孟却都是重德轻才的。例如，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华，如果既骄傲又吝啬，那也不足观。季氏已经很富裕了，冉求还帮他聚敛财富，孔子很气愤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冉求是孔子的学生，很有能力，由于帮助季氏搜括民脂，聚敛财富，孔子不承认他作学生，并鼓动其他学生声讨冉求。这也说明孔子是重德的。孟子认为如果不能引导国君走正道（人才），只是用自己的本事为国君效力（人材），那就是“富桀”、“辅桀”，或者叫“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这种有能力的官员，不是“良臣”，而是“民贼”（《孟子·告子下》）。后人所谓“从道不从君”，要服从治国之道即原则，不能只服从国君个人的欲望或意愿。鲁国要让乐正子管理政务，孟子高兴得睡不着觉，不是因为他能力强，学问多，而是由于他“好善”（同上）。因为有了“好善”这个特长，就会大量引进善人，有很多善人当政，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好。因此，“好善”这个道德，在当权者那里就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全局的品德。这也是重德的突出表现。
法家不讲求仁义道德，只要民众服从命令，遵守法令，一切是非都以法令为标准，“一断于法”。秦政府按军功封爵，显然是重才轻德的。汉代以后，认为秦朝很快灭亡是由于不施仁义，不讲道德。因此，汉代思想家都是重德轻才的。董仲舒虽说“必仁且智”，因为“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只有爱心，缺乏智慧，不知道应该爱哪些人，也不知道如何去爱。有智慧却没有爱心的人，虽然知道哪些人是好人，应该爱，也知道应该如何去爱，却不肯去实行，因为他认为这么做虽然是对的，对自己却没有什么好处，也许还有危险。没有爱心和智慧，只有才能的人，那只会强化他的恶性，增加他对社会的危害。从这里可以知道董仲舒是重德的。他还用天人感应说来给汉武帝讲应该效法天道，德治为主，刑罚为辅。刑罚最好设而不用。其他人如翼奉说：“人诚向正，虽愚为用；若乃怀邪，知益为害。”（《汉书·翼奉传》）诚实正派的人，智力差一点，还可以用；心术不正的人，虽然有智力，也只能增加他的罪恶。“巧伪不如拙诚”，成为当时人的普遍观念。翟方进也说：“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国之患也。”（《汉书·翟方进传》）北宋司马光认为德与才的关系，就像掌舵与划桨的关系，也像射箭的方向（准）与力量（远）的关系。他按德才的有无多少，将人才分为四类：才德兼备，谓之圣人；才德俱无，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这四类人，最理想的是才德兼备的圣人。其次自然是“德胜才”的君子。如果没有圣人和君子，那么，选小人还是选愚人呢？司马光主张，宁选愚人，不用小人。为什么呢？他认为君子用才能做好事，小人用才能干坏事。愚人想干坏事，还没有这种能力，刚一动手，就被人发现；小人有能力干坏事，还不容易被发现。司马光的说法借助于《资治通鉴》，得以广泛流传，影响久远。重德轻才的说法，逐渐演变成贬才的观念，似乎谁有才能，谁就是无德，于是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后来，这种说法扩大为“男子无才便是德”。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展到这样的程度：谁学习好，业务精，就是走白专道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谁学习好，得到老师表扬，谁就是资产阶级培养的修正主义的“黑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