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49年以前
中美两国建立联系，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中国广州贩取丝茶开始，到现在已有200多年历史。从1784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50多年时间，两国关系基本上是平等友好的。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北部工业革命的发展及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膨胀，美国加强了向太平洋和亚洲扩张的势头，其对中国的侵略也已开始。重要标志之一就是1844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以此为契机，美国当局对华意识形态渗透政策也已有所表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开始竭力贬低中国人民，甚至把中国人污蔑为“懒散的动物”。与此同时，他们把中国看作是亚洲“向西去的文明潮流”的“枢纽”，“是一个有指望的地方”，而“美国人具有特殊的责任去进行指导”[57]。
然而，这种指导又是什么呢？一是反对辛亥革命而支持袁世凯称帝。在美国看来，“共和政府绝对不适宜中国人。中国人只知道皇帝”[58]。二是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这是因为在美国看来，假手蒋介石不仅能开辟巨大的中国市场，还可以开辟其他亚洲国家的市场。于是他们把矛头对准了他们认为是心腹之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曾信心十足地说道，“没有理由认为国民党政府就不能在这个斗争中取得胜利”[59]。结果是，在中国制造了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却最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2.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
1949年，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之时，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在7月20日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中，提出了鼓励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使中国“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斗争策略。他在信中说，“我们仍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局面无论可能怎样悲惨，无论中国庞大人口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可能残酷地处于为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中国悠久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起来，中国终将推翻外来的羁绊。我认为我们应当鼓励在中国的一切发展，这些发展在现在或将来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工作”。显然，艾奇逊在这里说的“帝国主义”，指的是苏联；“一个政党”，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艾奇逊的主旨就是运用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和个人主义价值观“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搞“和平演变”，以达到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搞垮人民政权的目的。这样，艾奇逊成了制订对华“和平演变”策略的始作俑者。20世纪50年代中期，面对社会主义在苏联、中国和其他一些人民民主国家中的巩固和发展，以及美国在侵朝战争中的失败，美国的某些人更进一步把“和平演变”作为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策略原则。1953年1月，准备走马上任国务卿的杜勒斯公然提出对中国等人民民主国家的“解放问题”，鼓吹以意识形态作为手段促进这些国家的“解放”，并且说，“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