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的兴起与印欧文化圈有关。自19世纪以来，印欧文化圈中的欧洲人类学、民俗学和语言学者等，离开自己的国家，远赴印度，搜集整理印度的神话、传说、故事、史诗和民俗信仰资料，然后与欧洲本国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开展比较研究。欧洲民俗学者通过这条“学术路线”，取得了不少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收获。现在到了21世纪，再看印欧文化圈，还会发现，在这条南下东进的路线上，仍有欧洲民俗学者的身影。芬兰民俗学巨匠劳里·航克就是这条路线上的跋涉者。应该说，他们的前辈有殖民背景，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中间有很好的学者和产出优异的学术成果；就好像中国的四大发明有封建社会的背景，但并不妨碍四大发明在中国科技思想史上的灿烂程度和世界贡献。21世纪的世界到处都在呼吁文化多样性，在一些民俗学者看来，这几乎等于全世界到处在给民俗学叫好。有了这种势头，欧洲民俗学者还要到印度去干什么呢？就算印度是欧洲民俗学“国际化”的传统田野作业基地，那么来到了当下的全球化时代，他们要怎样国际化呢？要面向哪些社会阶层和文化分层的人群呢？要在什么样的民俗学问题上寻找民俗文化事象的共有类型和差异呢？这些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民俗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曾经是一对矛盾的概念；其背后的印欧文化圈也在涉及殖民理论时被视为贬义词，但是，经当代欧洲民俗学者纯粹的学术努力，这一切似乎有了新变化和新解释。除了劳里·航克，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民俗学系教授瓦尔克和他的研究生的印度行，在解读这方面的问题上，也是一个不错的例子。本文从中国和爱沙尼亚两国民俗学不同的视点，对芬兰和爱沙尼亚民俗学者在印度从事现代田野作业的观点和国际化做法进行讨论，并就其学术价值和学科建设意义进行跨文化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