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民俗志继承和发展钟敬文“民俗志”学说，抓住我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中的症结，借鉴西方新民族志和相关现代田野作业理论[1]，吸收我国民俗学田野作业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实际资料，提出这一新概念，开展相应的理论系统和方法论的新建设。田野民俗志的工作过程是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撰写成品是民俗志，成果形态是学术资料系统和理论阐释的双重产品。
田野民俗志的内涵，在范畴上包括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宏观理论思考，也包括田野作业中的微观操作，如发现、搜集与分析资料的过程和达到目标所采取的学术原则与方法等。在对象上，关注田野口头资料的记录本，也关注在田野工作中挖掘到的书面文献，考察不同资料的民间解释、民众情感、日常争论以及在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系统中民俗文化的运作模式和社会倾向。在方法上，它以民俗学者为工具，考察和研究民众对方，也把自己当成研究对象的一部分，营造平等、互动的对话氛围，从中认识民众的知识，正确地诠释民间社会。田野民俗志的主旨是研究建立民俗资料系统的基本原则，研究民俗学田野作业的理论体系，要求从总体上把握民俗学的资料、理论与方法，解释民俗文化与民族共同体其他文化的分流与合作关系。它是一个揭示民俗资料的社会内涵、文化脉络和思维结构的理论系统。
田野民俗志的命名，是与“文献民俗志”相对而言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是存在区别的。文献民俗志，即前面所谈到的民俗文献史料。在我国文化史上，它拥有自己的“史名”，被称作“风土志”“土风录”“岁时记”和“俗言解”等，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文体，积累了可资夸耀的书籍财富。它的特点，是使用文字媒介记录、保存和流传，呈现为书面文献形态。它描述和评价民俗事象，传达出文人记录者的见识、心态、情感和理想寄托，使民俗成为一种广见闻、正人心、美风俗的学问[2]。但是，在传统社会，民众基本上没有读书识字的权利和机会，无法直接享用它们。文献民俗志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识字阶层的回忆、抒怀和劝谏。我们则能透过他们的文字，多少听到当时底层民众的声音，看到当时社会底层的生活画面，认识民族共同体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矛盾、冲突、调和和社会运行的全景，这是一笔宝贵的民族遗产。但是，文献民俗志所记载的历史生活和社会结构，由于时过境迁，已无法做田野调查，后来民间残留的记忆和模仿的传承都是象征物，不能直接变成现实解释。那些历代文人的记录，用现代民俗学衡量也都不是自觉的，但却是直觉的，是在当时当地进行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这些文人记录累世汇集，形成了无数个由“当时性”的片段组成的地方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上层正史相比，它们成为后人认识民俗史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历史上富于民俗志，这是中国人的幸运，不是世界上哪个国家都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