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继承。建设田野民俗志，可以总结我国民俗学田野作业方面的学术史。广义地说，20世纪以来，在前、后期两个阶段，在我国民俗学的领域里，从事过田野作业的学者，大约有三种人：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们是现代文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和宗教学等各个门类的学者，曾热心地搜集民间文学和民俗资料，出版了理论著述，在本学科领域和早期民俗学界都有较高的知名度，开启了双方现代学术活动的先河，北京大学历史学者顾颉刚等赴妙峰山采风的活动，成为现代民俗学田野作业史上一个开端。二是专业民俗学者，他们创办了民俗学会等团体组织、建立了专业学术制度、出版了民俗学书刊、开办了民俗学大学教育，创立了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两门学科，并在中国这个文化大国中，使之跻身于学术之林。民俗学者的田野作业，分学者自己下乡搜集和基层文化工作者搜集两种形式，在中山大学时期、杭州时期、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包括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时期等，都有大规模的活动，积累了历史经验、科学见解和田野成果。三是外国学者，他们有的属于个人学术旅行，有的是与本地学者合作、有的成立了社会调查组，先后到达了华南、东南、华北和西北等地，进行田野考察，撰写和出版了一些著作。改革开放后，国内开展了多地域的中外联合田野作业，所搜集的资料和研究项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田野作业”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总之，在我国民俗学的田野作业史上，学者纷纭、方面众多、内容复杂，需要进行专门的梳理和总结。建立田野民俗志，可以弥补这一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