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民俗志的提出，有民俗学发展的现代机遇，也有相邻学科的问题压力，包括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和文艺学等提出的理论问题。民俗学和它们，都有跨界的边缘，也都有关于某种对象的共同兴趣。从民俗学的历程看，在田野作业方面，与人类学的双跨现象更为突出，建立了彼此共享的渊源联系，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成果也为多学科所使用。田野民俗志，正是从民俗学的角度，对上述学科成果加以整合。现代学术的一个特点，正在于整合研究。
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人类学田野作业所成就的是人类学家，也有民俗学家。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德裔学者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和美国学者鲍曼（Richard Bauman）等都是这种双料人物。在学术史上，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建树也往往是重叠的，被誉为现代田野作业开山祖的马林诺夫斯基，便为人类学和民俗学史所共同记载。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它们历来有隶属关系或粘连关系。在一些欧美国家，民俗学是隶属于文化人类学的[1]，所以田野作业现场也是共同的。在中国，民俗学的起步和转型，也依托人类学。但是，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在异民族或异文化中展开，文化落差大，矛盾冲突激烈，促成了田野作业专著的先期诞生，创造了一系列专门的理论与方法。与在本土文化中做田野作业的民俗学相比，人类学能揭示出田野作业中更复杂的内心经历，发现更多的学术问题，且层出不穷，实例丰富，激活了与之相关的民俗学自我比较意识，民俗学每每由此找到了自己的问题。实际上，论田野作业的相关性，在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中，人类学和民俗学总是绑得最紧的，田野作业对学科建设的影响，也被一起总结。钟敬文在谈到民俗学史时曾说：“像弗雷泽这些人，都是书斋学者，他是阅读人家记录的资料，再经他整理，加以理论阐述的。日本的柳田国男，人家也算他是书斋学者。在搞民俗志方面，另外也有些学者，是长期从事田野作业的，如马林诺夫斯基，他就吃那个老本。他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无法回国，就在特罗布里恩岛上蹲了几年，以后写了很多书。……从原则上说，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是不能缺少的，或者说，是主要的；但也有个别的情况，也很难说。比方说，像顾颉刚先生，他后来也到过西北，搞了一些调查，但大家都知道，他基本上还是一位书斋学者。所以这个问题也不能绝对化。”[2]田野民俗志吸收这一思想，从现代田野作业的开启者马林诺夫斯基算起，梳理民俗学田野作业思想，还有，在民俗学的解释能力不够的时候，必须借鉴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