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作业时间1997—2002）[1]
——晋南旱作山区使用古代水利碑的三个例子及其近现代节水管理技术和现代水费管理
20世纪90年代末，我和法国同行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教授合作，在山西和陕西农村做华北民间水治调查。我们从民间水利碑和农民自治水利组织管理入手，研究华北基层社会运行的历史和机制，调查研究的个案点之一，是位于山西南部旱作山区的四社五村，这一个案的研究结果见于《不灌而治》一书[2]。2004年，我们在巴黎召开了学术研讨会，结束了这个项目。但这项研究本身并没有结束。过去我们用社会史的方法研究水利碑，侧重研究缺水农民的社会关系，所运用的概念是社会公平。但水渠问题终究与水利技术相关，是否在农民自治水渠管理的过程中有一套包括技术制度在内的技术活动呢？是否这种技术活动在当地水利碑中得到了记载，却被我们忽略了呢？这正是我们要反思的问题。于是，我们重新阅读各种搜集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结果发现，开展对农民水渠管理技术活动的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方面的历史在水利碑中已有记述，后世也在传承。特别是民国以来，在社会变迁和水环境日益恶化的条件下，农民水渠管理的技术活动还在社会管理中占据了支配位置，连农民的婚姻、贸易和宗教信仰都要服从它的运行。当然，可以肯定地说，在一个严重缺水山区，农民在处理生存与用水的矛盾的过程中，社会关系是平衡的杠杆，但是，农民还要通过管理水渠的技术活动来撬动这个杠杆，尤其在干旱自然环境的改变比起社会变动要远为缓慢的规律下，农民自治水利传统反而被更为有效地执行和被完善，这本身就是一种近代历史现象。本文拟从这一角度来补充以往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