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一、自然主义
在19世纪中后期，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领域所取得的重大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为标志，自然科学的发展获得了引人注目的重大突破，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能力迅速增长，科学也因此逐渐在公众中形成一种压倒一切的影响。这不但带来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而且也使西方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而科学则在这种变革中迅速提升了自身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地位。科学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人们可以从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的各种专业期刊、专业学会组织以及科学会议中得到直观的说明；而科学对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层影响，人们只需从大学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从牧师到学监”的革命中便可领略一斑。这一首先发生在牛津和剑桥的大学教育世俗化与科学化同步展开的革命，绝不仅仅是大学运转方式或管理模式的变化，而更意味着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到教育目的、教育原理的全面革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由此诞生。此前，科学在大学中几乎没有什么地位，大学的主要目的是为英国国教培养教士；现在，大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世俗事业提供人才，因此课程设置大大拓宽了，越来越多的科学科目进入了课堂，并由此开始迅速成为大学教育的中心内容。类似的情况在欧洲其他大学也几乎同时出现，1866年，巴黎大学在激进的变革中甚至一度解散了神学院。
现代科学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其向传统人文文化领域卓有成效的渗透式推进，乃是19世纪中后期西方文化展开过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地质学领域，查尔斯·莱尔（1797—1875）等人证明了地球经历过亿万年演变的事实，驳斥了基督教关于地球只有几千年历史的观点；在考古学领域，欧洲学者于1858年发现了古代文明留下的工具，将300年来的考古零星发现以及人们对人类远古历史所做的思考推向了**；在生物学领域，在拉马克（1744—1829）等人大量工作的基础上，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1882）的《物种起源》（1859）和《人类的由来》（1871）等著作所提出的进化论思想更是直接向圣经中上帝造人的观念发起了挑战；爱德华·泰勒（1832—1917）的《人类早期历史之研究》（1867）、《原始文化》（1871）等早期人类学经典著作的发表标志着人类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迅速成熟；而经过从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到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等人的努力，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则以更快的速度扩展开来……19世纪中后期，几条不同的科学探寻和思索的路线，正逐步交会于一点，这一相交点将大大改变人对自己的态度，同时也改变人对自己在自然中所处地位的看法。种种事实表明，基督教世界观在19世纪中后期面临着来自科学的越来越严峻的冲击，这种冲击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来看，都要比前两个世纪启蒙思想家的纯哲学挑战来得更火力十足，更难以招架。西方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正是在传统基督教文化体系遭遇科学挑战的历史语境中发生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科学主义的文化取向成了现代西方文化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