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作为革命派队伍中的一翼，国粹派异军突起，又有自身的必然性。
（一）对民族危机的独特思考
对于中国民族危机的深重，国粹派同样有切肤之痛。邓实曾惊呼中国正成为帝国主义争夺“舞台之中心点”：“吁嗟，我老大之中国为其舞台之中心点，俄人侵占满洲矣，英人势力范围扬子江流域矣，德人经营山东矣，法人窥伺两广矣，皆挟其帝国主义政策，以集注于一隅，茫茫大地，旗影枪声，纷然鼎沸。”[1]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一书，辟有“白种之入侵”专章。他在详细叙述了德、英、俄、法、日各列强在中国纷纷强占租界港湾、私自划分势力范围和夺得各处铁路修筑权的事实之后，也痛切地提醒国人说：“瓜分惨祸悬于眉睫”，“今后之中国又将为欧种之奴隶矣”[2]。但是，国粹派所以为国粹派，不仅在于他们感受到了民族的危机；而且更主要还在于，他们看到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一致性，相信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所以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在于武力，更重要还在于有赖以自立的民族“元气”，这就是各国固有的“文化”[3]。中国现在所面临的西方侵略与历史上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不可同日而语，就在于：后者因在文化上的落后，虽然一时征服了汉族，却无由改变中原的文化，“且不独不变而已，及其久焉，其力反足以征服异族，而使异种与之同化”。故国亡而“元气”未伤，即文化传统犹存，汉室终能衰而复振。但近代东来的欧洲侵略者，却是来自在文化上优胜中国的拉丁、条顿、斯拉夫等民族，他们不仅从政治、经济、军事上侵略，更可畏的是力图从文化上亡我中国：“其亡人国也，必也灭其语言，灭其文字，以次灭其种姓，务使其种如坠九渊，永永沉沦。”[4]一旦文化澌灭，民族“元气”尽消，中国所面临的将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即将陷万劫不复的灭种之灾：“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5]所以，他们强调文化救亡是民族救亡的根本，提出了“保种、爱国、存学”的口号，大声疾呼：爱国之士不仅当勇于反抗外来侵略，而且当知“爱国以学，读书保国，匹夫之贱有责焉”[6]的道理，奋起保存国学、国粹，以求复兴中国文化。毫无疑问，国粹派的上述见解，并不完全正确。他们过分夸大了文化的作用，以至于主张“读书保国”，“存学”救国，把文化救亡当成民族救亡的前提，显然是把问题弄颠倒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难当头，不先奋起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国家的独立，所谓保存国学、国粹，实际上也无从谈起。同时，将历史上中国境内的民族矛盾与现实列强侵华简单类比，也不恰当。但是，尽管如此，国粹派对于民族危机的独特思考，仍不失其深刻。这不仅表现在他们正确地指出了列强侵略所带来的中国民族危机的后果，将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导致亡国灭种的巨祸，此种见解具有极大的尖锐性；更主要还在于，他们毕竟看到了文化危机与民族危机的一致性，从而揭示出了在民族救亡过程中，复兴中国文化重大的历史课题。所以，应当承认，不管国粹派的认识中事实上包含着多少失误，但其最初的崛起，不仅激于民族的危机感，而且出自振兴中国文化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却是显而易见的。同时，邓实、黄节能“倾其家产”[7]，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苦撑《国粹学报》达七年之久；章太炎在东京，“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阨如此，却讲学不辍，“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8]；都说明了他们此种爱国情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诚挚真切和难能可贵了。这应是激励国粹派奋起最重要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