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国粹派努力推进新史学建设，于两方面用力最多：
（一）大力倡导进化论的历史观
虽然自19世纪末严复翻译了《天演论》之后，生物进化的观点已在中国日渐传播；但是，将进化论引入历史领域，进一步促进国人摆脱传统循环论的影响和确立进化论的历史观，仍然是新史学极有意义的工作。国粹派对此作了很大的努力。在“国粹派的新学知识系统”一章，已经论述了国粹派怎样借助摩尔根等西方社会学者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探讨了中国史前社会的发展。他们指出，中国原古祖先同样走过了由狩猎而游牧而农耕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并经由母系氏族、父系氏族，才最终迈进了文明的天地。他们较比更早更系统地为时人揭示了历来充满神秘色彩而呈迷离混沌的中国原始社会演进的大致脉络，从而为人们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化，作了有益的思想铺垫。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国粹派远未止乎此，而是进一步倡导以进化论的历史观去看待整个人类历史尤其是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
邓实在总体把握人类社会历史进化的一般过程的基础上，提出对中国社会历史进化的见解，也颇具特色。他认为，中国社会自黄帝时代揭开了文明的序幕，秦汉以降囿于君主专制制度，其间进化虽有快慢之分，但迄今数千年未出“耕稼时代”，即较以民权为标志的西方“工商”时代，整整落后了一个历史时代。现在西方社会正面临着由第四期向第五期过渡，所以社会主义高唱入云；而中国面临的则是由第三期向第四期过渡，要在完成了由专制封闭的君权时代向民主开放的民权时代过渡之后，才有可能趋进第五期，走向人类共同的社会主义更新的时代。但是，无论如何，现今的中国历史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即由“君主专制一人独治”之时代，转为“万民共治”民主共和的时代；由“闭关自治大一统”的时代，转为“万国交通”的时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