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学报发刊辞》的“例言”写道：“用理秘文，发扬幽潜，志古匡今，俾作箴砭，撰史篇”[1]。钩深致远，探赜索微，意在志古匡今，箴砭现实。可见，国粹派史学思想的核心是：通史致用。
国粹派通史致用思想的形成，固然与上述他们对史学功能的认识有关，但以下的因素，也至关重要：
首先，是出自他们对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体认。国粹派认为，中国史学肇端于上古史官。在上古，尊人鬼，故崇先例；奉先例为法仪，载之文字，谓之“法”、“书”、“礼”。其事便是史职。掌其职者，谓之太史、卿大夫。有官才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才有书，故官守其书。“是则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一代之学，即一国政教之本……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2]。这即是说，不仅史为中国学术肇端之府，且官师合一、学用统一，一开始便形成了中国史学及全部学术的特点与优点。所以，所谓《六经》，就是先王的政典、史官的实录。先秦九流并起，共出史官。诸子承《六经》余绪，各成一家之学，即各成一家之史。诸子之史，“派别虽殊，而究之皆规切时弊，以致实用”[3]。迄汉代司马迁著《史记》，倡言“究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国史学的发展虽经历了由“史”变“经”，复由“经”变“史”的转换，但其通史致用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国粹派对先秦史学流变的见解，具有多大的科学性，是另一问题；但从司马迁著《史记》，力倡“通古今之变”，到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申言“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4]，中国史学无疑是形成了自己通史致用的优良传统。国粹派体认这一点，并没有错，其孜孜以“志古匡今，俾作箴砭”为治史的圭臬，也应当说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