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一切文学作品，或显或隐地折射出社会生活的浩**无边。鲁迅指出：“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7]诗歌与历史互证通常成为学术界考察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研究方法，陈寅恪就用唐诗来证唐史：“是因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历史记录存在很多错误。唐代历史具有很大的复杂性，接触面也很广，并且很多史料遗留在国外。但唐代的诗歌则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实录，唐史的复杂性与接触面广这些特点，都在唐诗中有反映，成为最原始的实录。文章合为时而作，所以唐诗中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8]文学的认知作用的前提是文学的真实性，真实性是文学的生命线，因此，只有具备真实性的作品才有认知作用。
但是，文学认知的真实性是一种艺术真实而非生活真实。艺术真实不等于生活真实，生活真实为艺术真实提供文学原料，夯实艺术真实的基础，使其不是飘渺虚无的空中楼阁。艺术真实对生活真实施以加减法，根据文学创作的需要，减去某些真实的东西，然后又添加了一些虚构的东西。所以，艺术真实具备生活真实所不具备的艺术性，还概括了一定的历史本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高；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9]诗歌能够使人认识到普遍真理，它将现象和本质统一在一起。文学是对真实生活的能动创造，而非复制现实生活，它能够超越现实生活的局限性而追求艺术审美的无限性。艺术真实包含着作家的真情实感。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就是以他自己作为原型创作出来的，他和主人公有着相似的生活遭遇，正因为作家投入了自己最深沉的情感，才能创作出这样一个悲凉的孤儿形象。但是文学作品并非作家的自传体，只能说作家比较熟悉这一领域的生活，写作时比较上手。鲁迅说过：“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比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诘难者问：那么，写杀人最好是自己杀过人，写妓女还得去卖**么？答曰：不然。我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