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作品的起源论中，以下几种学说都倾向于认为文学的发生与人的精神世界关系密切。
（一）游戏说
游戏说的代表人物有德国哲学家康德，德国作家、哲学家席勒以及中国著名学者王国维。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写道，生命是感性冲动的对象，形象是形式冲动的对象，但一个人既有生命又有形象，还不能成为“活的形象”，因为在两种冲动之间还要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集合体，将这两种冲动统一起来，才是活的形象，即最广义的美。席勒认为，这个活的形象是游戏冲动的对象，所以“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因为只有“游戏”时，人的双重天性才能同时发挥。可见，在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中，“游戏”的概念也已完全不同于生活中的游戏，在这里，“游戏”已经成为席勒谋求“人性完整”的一种方式。在此，艺术创作直接与生命状态相统一，也被赋予了活的生命。
王国维的游戏说更多旨在从功利主义中脱身而出，寻求一种超功利的文艺思想，他认为文学的功用远远不止为己求私，更在于为天下苍生代言。他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写道：“若夫最高尚之嗜好，如文学、美术，亦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希尔列尔既谓儿童之游戏存于用剩余之势力矣，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故其渊源之存于剩余之势力，无可疑也。且吾人内界之思想感情，平时不能语诸人或不能以庄语表之者，于文学中以无人与我一定之关系故，故得倾倒而出之。易言以明之，吾人之势力所不能于实际表出者，得以游戏表出之是也。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彼其势力充实，不可以已，遂不以发表自己之感情为满足，更进而欲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遂觉自己之势力亦为之发扬而不能自已。”[4]这种观念将文学的非功利性推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并借此找到了艺术创作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