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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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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是指对直接观察或仔细记录的事件和情景做真实而详细的叙述的文学作品,通常兼具文学和新闻两种文体的特点,依据其内容的侧重,包括问题报告文学、史传报告文学、生态报告文学等。“如果从题材和内容上看,报告文学创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记事、写人和作史、立传等四大类型,相应地就包括了事件纪实(含灾难纪实、重大工程纪实)、人物纪传和史志史录等。而如果从作品主题上划分,报告文学大致有这样一些类型:呼应时代、及时反映新近发生重大社会事件的现实报告,民生报告、社会问题报告,历史纪实,人物传记等。”[5]目前,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远不如其创作实践的程度,对报告文学的文体起源、学理内涵、文本特点等方面尚未达成理论层面上的一致。

首先,关于报告文学的起源,目前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报告文学起源于我们自身的文学传统,古已有之,即报告文学的发生远远早于这一文体名称的出现。“只要我们考察一下我们的文学传统,就可发现,早已有这样一种体裁流传下来。……比如《史记》……我们就可看到司马迁是怎样创造了把高度的艺术描写和深刻的评论结合起来的特写文学。”[6]还有学者认为《史记》“是中国古代非虚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的代表”[7]。的确,我们可以在《左传》《史记》等古代作品中发现报告文学的影子,但这些作品的总体特征尚未完全符合报告文学的文体内涵,而是在某些叙事层面上与报告文学有一定相似之处。第二种观点认为报告文学起源于近代,支持者有章罗生、丁晓原、王晖等学者。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多将报告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近代工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报告文学……始终是近代的工业社会的产物。”[8]这一观点尤其注重物质文明的发展对某一种文体产生的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文体的产生与发展还有文体自身内部的因素,这样才比较完备。第三种观点为“五四”文学说。秉持这一观点的周而复认为“五四”期间刊登的作品,如《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可以说是中国报告文学的滥觞”[9]。第四种为20世纪30年代说。这一观点下的报告文学有明显的“拿来主义”特征。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一名称在20世纪30年代由左联作家引入中国并大力提倡:“上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成为最终在30年代形成中国第一次真正文体自觉意识上的报告文学热潮的最主要的原因。”[10]同时,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理论作品的大量集中译介为报告文学的实践提供了理论上的方向与指导,例如,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沈端先译)、巴克的《基希及其报告文学》(张元松译)以及基希的《危险的文学样式》(胡风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