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历史上，创作和接受一部作品都面临着当时的期望视野。期望视野的重建在另一方面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即提出问题，而对这些问题文本已经提供了一种回答，从而推断出过去的读者是如何看待和理解这部作品的。这条途径修正了古典的或者正在现代化的艺术鉴赏的鲜为人知的标准，并避免了对普遍的时代精神循环不已的追究。这条途径指出了对一部作品以往的理解和今天的理解之间阐释学上的差异，使人们意识到了这部作品的沟通以往和今天两种立场的接受历史，从而使那个看似不言而喻的结论——文学文本中的文学性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解说者每时每刻都能直接理解其客观的、一旦赋予即永不消失的意义——成为一个颇有疑问的正在柏拉图化的语文学形而上学教条。
接受史的方法[2]对于理解很久以前的文学是必不可少的。倘若一部作品的作者不知其名，他的意图不能确证，他的渊源关系和师承关系只能间接地推断了，那么只要把文本从文学作品的背景中提取出来，就能轻而易举地回答下列语文学问题——应该怎样“如实地”，即怎样“从文本的本意和时代”去理解文本。因为作者总是或明或暗地假定他同时代的读者了解这些文学作品。《列那狐故事诗》[3]最古老分支的诗作者预料到——正如他的序诗所表明的——比如，他的听众知道像特洛亚故事和《特里斯坦》[4]这样的小说，英雄史诗（chansonsdegeste）[5]和滑稽故事诗（fabliaux[6]），因而会对列那狐和伊桑格兰狼这两个男爵之间闻所未闻的战争极感兴趣，因为这场战争将使一切熟识的东西黯然失色。而上面提到作品和类型则在以后的叙述过程中统统都被顺带嘲弄一番。这部很快就出了名的作品第一次采取了与所有直到当时还在流行的英雄文学和宫廷文学相反的立场，而它赢得了法国以外的广大读者这个成就，的确也从这个视野转变中得到了说明。语文学的研究长期以来误解了中世纪的《列那狐》本来的讽刺意图，也误解了把动物本性与人的天性相类比的讽喻意义，因为这种研究自雅各布·格林以来已经同关于纯粹的自然诗和单纯的动物童话的浪漫主义观念难解难分了。为了举出第二个例子说明正在现代化的标准，我们同样有理由批评法国史诗研究自贝迪埃以来不自觉地在依靠波瓦洛的诗学标准过日子，在按照单纯部分与整体的和谐、或然性以及其他等标准评价一种非古典的文学。语文学批评方法显然没能依靠它的历史客观主义避免这样的问题，摈除自身的解说者仍然把他自己预先的美学理解力提高到并未被人承认的标准，并对以往文本的含义不加思考地加以现代化。谁若以为解说者似乎只要站在一个历史之外的位置上，超越他的前人和历史上的接受所产生的所有“错误”，并且一头钻进文本里就一定能够直接领悟一部文学作品“永远正确”的含义，那么他说“掩盖了影响史上历史意识本身也卷入的交织牵缠”。他否认“不是任意而是基本的、并主导他自己的理解的先决条件”，只能虚构出一种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事实上取决于其问题提法的合法性”。[7]我在这里采用了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对历史客观主义的批评。他在《真理与方法》中把作用史（这个历史试图从理解本身提示出历史真实）的原则看做是提问与回答的逻辑在历史传统上的一种应用。“要想理解一个文本，须先理解一个问题，而文本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这是科林伍德的论点。在对这个论点的深入探讨中，加达默尔指出，重建起来的问题不再可能存在于它原先的视野中，因为这个历史视野始终包容在我们当前的视野中：“理解始终（是）这些被认为独自存在的视野的融合过程。”历史问题不可能独立存在，它必然转入“对我们来说已成为传统”的问题。由此，雷内·韦勒克曾用以说明文学批判的窘境的那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韦勒克的那些问题是：语文学家应该从历史的角度，还是按当前的立场，或者按“几个世纪的评判”来评价一部文学作品？衡量一般历史的实际标准有可能如此褊狭，以致使用这些标准只会使一部在其作用上发挥过很大的意义潜力的作品变得可怜起来。当前的美学评论将会偏爱一种符合现代口味的作品规范，对所有其他的作品，则仅仅因为它们没有再显现在它们那个时代中的功能而做出不公正的评价。至于作用的历史本身，不管它如何富有教益，“作为权威也跟同时代诗人的权威一样，处于遭受反对的境地”。韦勒克的结论——我们不可能回避自己的评判，我们只能尽量客观地进行评判，也就是像每个科学家那样，“把对象孤立起来”——不是摆脱窘境的办法，而是倒退到客观主义那里去了。对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几个世纪的评判”比仅仅是“另一种读者、批评家、观众甚至教授累积起来的评判”，即逐渐阐发一种作品所固有的、并在其被接受的历史阶段中现实化了的意义潜力更为重要。而懂行的评判只要在遇到传统的时候有控制地进行“视野的融合”，就能领悟这种意义潜力。然而，当加达默尔要把古典这个概念抬高为所有历史地沟通过去和现在的典范时，我用接受美学为一部可望成立的文学史奠定基础的尝试，与加达默尔的作用史原则之间的一致就达到了极限。“所谓‘古典’，就是无须克服历史距离——因为它已经在不断的沟通中自行克服了这个距离”，加达默尔这个定义产生于对所有历史传统来说都是基本的提问与回答的关系之中。假如古典就是“为每个它所面临的时代讲述一些好像是专门为那个时代讲述的东西”，那么对古典文本来说，就不必去寻找文本对此提供了一个回答的那个问题了。这样来“显示自身意义并解释自身”的古典作品，不正是对我称之为“第二次视野转变”的那种状况的结果——所谓“杰作”的毋庸置疑的当然性的写照吗？这种杰作在一个堪为模范的传统的回溯视野中隐藏了自己本来的否定性，使我们不得不从毫无疑问的典范那里重新迎回“真正的提问视野”。即使在古典作品面前也不能免除接受意识认识“文本和时代之间的张力关系”的使命。黑格尔所采用的古典（它自行解释自己）这个概念，结果必须颠倒提问与回答的历史关系，并且同作用史的原则——理解“不仅是一种复制行为，而且也是一种创造行为”——发生矛盾。这个矛盾显然是由于加达默尔固执地坚持一个古典艺术的概念造成的。这个概念超出了它所产生的时代——人文主义时代，是无力承当接受美学的一般基础的。这就是模仿这个概念，它被理解为“再认识”，就像加达默尔在其艺术经验的本体论解释中所阐明的那样：“我们在一部艺术作品中真正获悉和关注的，其实是作品的真实程度，即我们对作品中的某些东西和我们自身的认识和再认识程度。”这个艺术概念可以在人文主义艺术时期通行无阻，但却不能在它之前的中世纪时期，更不能在它之后我们的现代风格时期通行。在现代风格时期，模仿美学以及奠定其基础的实体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认识”）丧失了它的约束力。但是，艺术的认识意义并没有随着这种时代的变迁而消亡，由此可知，它完全不受再认识的古典功能约束。如果艺术作品能够预示未来经验的路径，想象出还未检验的观念模型和行为模型，或包含一个对新提出的问题的回答，那么它还能沟通那种不能纳入柏拉图模式的认识。如果我们试图用古典这个概念去理解过去的艺术与今天的沟通，那么文学的作用史正好被消去了经验过程中的这个潜在意义和创造功能。假如按加达默尔的说法，古典作品在不断的沟通中本身能够克服历史距离，那么它作为物化传统的一个远景，必须转而注意到，古典艺术在其问世的时代还未显示“古典性”，相反倒是总有一天会开创新的观察方法，酝酿新的经验。这些方法和经验正是从历史距离中——在对现在已经熟悉的东西的再认识中——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在艺术作品里显示着一种永恒的真理。就是以往伟大的文学作品，其作用也既不是一种自我沟通的活动，也不能同放射现象相比，即使是艺术的传统也取决于现时同以往的对话关系。因此，只有现实的观察者提出能够使以往的作品起死回生的问题，以往的作品才能作出回答，并为我们“讲述一些东西”。在《真理与方法》中，理解——类似海德格尔的“存在活动”——被看做“是在一种不断进行着过去和现在的沟通的流传活动中安营扎寨”，这样，“存在于理解之中的创造因素”必然会遭到忽视。不断发展的理解必然也包括传统的批评和遗忘，这种理解的创造功能将在下文为一部文学史的接受美学构思奠定基础。这个构思必须从三个方面，即文学作品的接受关联中的历时方面（见第六章），同时代文学的参照系统中和这个系统的次序中的共时方面（见第七章）以及最后在文学的内在发展同历史的一般进程的关系方面（见第八章）考虑到文学的历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