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模式都是具有历史性，是特定历史条件中的产物，各有优点，也都有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应该基于一定的原则。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曾说：“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1]恩格斯所说的“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正是我们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
1.史学观点
所谓史学观点，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文艺作品，把握作品有没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从而判断作品的历史作用和历史价值。这意味着把作家作品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来考察，把批评对象与别的或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进行比较。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作品，本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总与时代思潮相联系。对于具体的文学作品，如果脱离开历史及其语境，是无法正确加以理解的。比如，列宁在评论列夫·托尔斯泰时，就善于紧扣住时代特点加以分析。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对1861年到1905年之间俄国的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做了激烈的批判：“托尔斯泰的批判的特点和历史意义在于，他用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表现了这一时期的俄国——即乡村和农民的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的急遽转变。”[2]托尔斯泰是用宗法制的天真的农民的观点进行批判的：“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映。”[3]
在我国古代，孟子即认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这种“知人论世”的观点，其实是要求将书、人、世联系起来考察。在现代，鲁迅认为，文学批评必须坚持历史的、全面的观点：“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4]因此，鲁迅反对“摘句”，也反对以“选本”来概括作家或研究文学：“自然，如果随便玩玩，那是什么选本都可以的，《文选》好，《古文观止》也可以。不过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知人论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比如陶渊明，选家们往往只选取《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论客们赞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致人们往往认为陶氏只是个静穆飘逸的人物。其实陶渊明也有饱蕴深情的《闲情赋》：“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而且还有金刚怒目式的《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鲁迅认为：“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5]鲁迅自己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评论陶潜及其他魏晋文人时，就善于紧扣住时代语境和社会思潮，全面地考察作品和作者，因而成为文艺批评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