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罗马国家里，发展的基础都是单个人对国家原有关系（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或历史地产生但已变成传统的关系）的再生产，以及他对劳动条件和对劳动同伴等关系上的一定的、对他来说是既定的、客观的存在。因此，这种基础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的限定性。这种限定性又常常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变化的最后结果便是罗马早期国家的灭亡。
在公民国家时期，战争显然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经常发生的事。因为“在它把生产的自然条件——土地——当作自己的东西来对待时，会碰到的唯一障碍就是业已把这些条件当作自己的无机条件而加以占据的另一共同体。因此战争就是每一个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最原始的工作之一”。战争的目的就在于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保护并永久地保障这种占领所要求的巨大的共同任务、巨大的共同工作的顺利完成。正是由于战争的频繁和不可避免，所以，希腊和罗马早期的共同体一般都是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无论是雅典的梭伦改革还是罗马的塞尔维乌斯改革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应该说，罗马早期的战争并没有对共同体形成很大的威胁，因为这种战争大多是防卫性的战争，而且作战的地区离罗马也较近。战争对农业生产影响不大。
然而，公元前3世纪以后，罗马的战争性质以及战争规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获取战利品已经成为罗马人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随着罗马战争性质的变化和规模的扩大，战争对罗马早期国家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
第一，战争给罗马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使罗马的国库日渐充盈。这可以从下述数字中略见大概。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罗马得到了3200他连特白银。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获得了10 000他连特白银。此后，罗马人在与马其顿国王腓力普五世和塞琉古国王安提奥库斯三世的战争中又分别获得了1000和15 000他连特白银。公元前189年，西庇阿再次率军出征，仅马格尼西亚一役，就为罗马人掠来了1230根象牙，234只金花环，13.7万罗磅白银，22.4万枚希腊银币以及大量的金银器皿。公元前168年，罗马将领鲍鲁斯通过3天的皮纳德之战就为罗马获得了250车掠夺物和300只金制环。所得财富之多，以致元老院竟下令从公元前167年开始，免除全体公民的公民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