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刑罚结构调整对“宽”的需求。刑罚结构对“宽”的需求集中体现在死刑问题上。废除死刑是全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这是人权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不断文明的一种体现。在世界范围内，大部分国家都在立法上废除了死刑，或者是在事实上搁置死刑的适用，而我国1997年《刑法》不仅没有废除死刑，反而设置了大量死刑罪名。我国1997年《刑法》中的死刑罪名最终定格在68个，占罪名总数的16.5%。另外，1997年《刑法》中的死刑罪名又广泛分布在渎职罪之外的其他9章犯罪中，死刑类罪高达90%。至于死刑罪名的个数，尽管从数量上看有所下降，但1997年《刑法》的死刑罪名与原有的死刑罪名（80个）在实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数量上的减少主要是立法技术所致。[35]此外，我国不仅设置了大量死刑罪名，每年还判处和执行大量死刑。可见，我国在完成废除死刑任务上，路途是长远的，任务是艰巨的。我国死刑问题的现状是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的，一方面我国历来有死刑依赖的传统，迷信死刑的威慑效力，民众中报应观念浓重，废除死刑的主要阻力来自民意的压力；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与激烈，极端暴力犯罪并不罕见，保留死刑有一定道理。因此，我国的死刑策略是在现阶段保留死刑的基础上，不断限制死刑的适用直至废除死刑。有学者提出我国废除死刑的具体时间表，主张首先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进而废除暴力犯罪的死刑，最终完全废除死刑，这是对待我国死刑问题的科学态度。
我国正在积极地为死刑限制和废除寻找替代措施，有学者主张引用不得减刑和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笔者认为，与其贸然引入新的制度，不如充分挖掘本土资源，以求得新制度与已有法治环境的最大兼容。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制度是死刑替代措施的不二选择，关于死缓制度的改革，前文已经提到有求“严”的一面，同时也有求“宽”的一面，即死缓转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按照《刑法》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人，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故意犯罪，转为死刑立即执行。此处的故意犯罪，不做任何划分，可能是法定最高刑5年以上的重罪，也可能是法定最高刑5年以下的轻罪；可能是既遂的完成形态，也可能是预备、未遂和中止的未完成形态。笔者认为，从扩大死缓适用，限制转化为死刑立即执行的角度出发，“故意犯罪”的条件过于宽泛，应对其进行严格限制，建议限定在行为实行终了的重罪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