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由此观之，未成年人犯罪虽然是个世界难题，但不是无解的问题。首先应该肯定，未成年人成为问题是历史的进步，因为人类已经能够意识到未成年人及其问题的重要性，能够加以区别对待了。少年司法就是基于对少年这一新人种的发现而形成的。
历史学的研究表明，19世纪以前的西方社会，人仅仅被划分为七岁以下的幼儿阶段和七岁以上的成人阶段。当然我们也可以推论，在人类的幼年时期，人是不分成人和未成年人的。19世纪以后，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教育，正在“学习”准备走向成人社会的未成年人，与已经在“工作”的成年人有了明显的区别。而与民族国家的崛起同步的是“国家亲权主义”的兴盛。“国家亲权”（Parents patriae）一词源于拉丁语，其含义是“国家是每个儿童的最终监护人，因此国家可以承担家长责任，并且为了保护儿童可以干预家庭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少年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产物，而并非单纯的生物学范畴。[2]未成年人问题、未成年人犯罪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少年司法的出现反映了社会的进步。然而，工业化革命在提升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同时，也使人类出现了某种生物学意义上的退步，人类的生育能力下降，使儿童成为更加稀缺因而也更加宝贵的资源，因为儿童原本就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不可替代资源，因此，儿童问题更应引起重视。
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来看待未成年人的犯罪与司法，你会有新的收获。要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代际和谐与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核心的理念应该是儿童权利最大化。毛主席对青年人寄予厚望，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么儿童权利最大化在规则、法律的层面又该如何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