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法学家马克·安塞尔将刑事政策视为“观察的科学”与“组织反犯罪斗争的艺术与战略”。他的门徒继承和发扬了这个概念，如克里斯蒂娜·拉塞杰教授在她所著的《刑事政策学》一书中就认为：“刑事政策一方面是对犯罪这一城邦内部的特殊事物的分析与认识，另一方面是用来解决犯罪行为或越轨行为所带来的系列问题的战略。”[1]可见，刑事政策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认识层面，刑事政策是对犯罪现象以及打击犯罪的方法举措（包括国家的也包括社会的，包括刑法的也包括其他法律的）进行综合观察与分析后的结论，包括犯罪发生的原因、发展趋势和各项举措的优劣及适用方法等；二是决策层面，在观察研究的基础上，刑事政策的制定者要完成对各项方法措施的选择与配置，提出旨在打击和预防犯罪和越轨行为的战略与对策。[2]当然，这里所说的战略和对策包括刑法上的，但不仅限于此。
刑事政策具有极强的批判性，首当其冲的就是对现存的与犯罪作斗争的刑法制度进行批判研究，而不拘泥于对现行刑法的规范研究和机械解释。有学者发出质疑的声音，与刑法学的产生与发展相比，刑事政策学可谓是后生小辈，其何以能够批判刑法学这个“老大哥”呢？刑事政策学的批判理性又源于何处？
刑事政策的批判性源自公共政策批判理论。公共政策的批判理论，一方面，作为一种方法论，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卡尔·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精神，公共政策批判始终为公共理性的福利追求保留了相当的地位。刑事政策，不管是作为批判刑法学还是作为批判犯罪学，从新旧派的论辩到社会防卫主义的构建，都具有突出的批判理性和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