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次历史的新歌都不仅仅是复述，霍伦斯坦织造的马勒之声让我更理智地记住了一种特征，这些性质和内涵由于张弛有度的拿捏不断地释放出浓淡有致的能量，从而使我目瞪口呆。
在马勒的弟子和友人中，瓦尔特、克伦姆佩勒和门格尔贝格三人由于某些原因或者从未演出或者从未录制过马勒的《第三交响曲》。据说瓦尔特在马勒创作这首交响曲的时候爱上了马勒的妹妹，而马勒却将妹妹嫁给他乐团的一位小提琴手，与瓦尔特10多张《第四交响曲》的录音相比，马勒《第三交响曲》从未得到“记仇”的瓦尔特付加于录音介质上的任何宣扬。
霍伦斯坦一定认识到这就是他的机会，即使1970年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录音距离马勒的创作已相隔70余年，但是他十分准确地捕捉了他的意念之中的质感，这是吸纳了自然界的清新之气并为马勒作品的阶段性和神秘意义提供音乐支持的灵性。
当23岁的霍伦斯坦于1922作为富特文格勒的指挥助理驾驭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出马勒《第一交响曲》的时候，一个后来被证实为这个世界上极为独特的由马勒发明的音乐观念已然开始萦绕在霍伦斯坦的内心，不需要他在文字上做出更多的解释，他的马勒录音都是向着他理解的马勒精神所迈出的一个又一个征程。所以，当霍伦斯坦指挥伦敦交响乐团为约翰·戈德史密斯（John Goldsmith）属下的独角兽（Unicorn-Kanchana）唱片公司录制这一版《第三交响曲》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实施他早已浸透于心的谋划，他需要通过一种独辟蹊径的色泽为马勒其后那些交响曲中所表达的自然与反自然的命题制造伏笔，这些伏笔的效果其主旨在于反映真实，而不需要惊人。
牧神潘醒了，夏天正在来临；
草地上的鲜花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