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生命的最后形式，它不仅仅是一种术语，而是此岸对于彼岸的无休止的诘问。
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值得深省。“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如此粗浅的汉族心态显然没有“向死而在”的西式哲理高贵洒脱。对死亡的认同，是一次弃欲，也是精神层面的最高文明，死亡是我们既遥远又必然的朋友，马勒《第九交响曲》是直面死亡的最佳勇气。
瓦尔特曾评说马勒《第九交响曲》“是预感死亡者的悲怆而且绝望的诀别之歌，这绝不仅是幻觉，而是穿梭于死亡的愁虑与对天堂的憧憬之间的真实情感”。《第九交响曲》最有价值的就是与其他作曲家所作交响曲的格调、曲式和表达方法都大异其趣的第一与第四乐章，近一段时间，我更痴迷对于第四乐章的主题价值所做出的不同解读，并感觉到过于迟缓的演述，并不是对于死亡的彷徨，而仍然是一种低沉的流连。
西诺波里的两个《第九交响曲》，与德累斯顿国家乐团的速度与演绎方式都与第一次与爱乐乐团的录音大相径庭，昭示了指挥家第二次思维方式的无比刻意性。
手头没有资料可以证明西诺波里付诸迟延的动机与理由，从时间上说，他第二次的录音带有异常浓郁的主观色泽，第一和第四这两个乐章都过于缓慢，甚至出现了些许的无可奈何，难道西诺波里在做一次百般萦绕与婉转低回的试验，以便在未来第三次的时候折中出合适的挽歌？最后乐章**涤般的音乐功效到底应该采取一种怎样的表述速度，西诺波里一定是想到了理查·施特劳斯《死与净化》的曲名，也许“净化”就是死亡最漫长的洗礼。
用冥冥之中的“注定”来解释一种痛惜的现象过于牵强，1993年和1997年演录两次《第九交响曲》相隔四载，而1997年的整整四年之后，2001年4月，医学院毕业的精神分析学博士西诺波里在指挥台上以54岁的短暂生命猝然倒下，他没有完成对于死亡的终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