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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的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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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林克

■导读

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剧作家、诗人、散文家。从小喜爱文艺,中学毕业后进入法律专科学校学习。1886年学习期满,到巴黎作7个月的短期进修,期间参加了法国象征主义作家的团体。1889年,发表诗集《暖房》(Serres chaudes),以象征的手法描绘梦幻和瞬息即逝的感觉。

作为象征主义戏剧的代表,梅特林克的早期作品充满了悲观色彩。《普莱雅斯与梅丽桑德》(Pelléas et Mélisande,1892)以主人公“无缘无故的生,无缘无故的死”,表达了绝望的悲伤和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命运。1896年他发表了散文集《卑微者的财宝》(Le Trésor des humbles),回顾前期的思想,探究生命的奥秘和道德的价值。他对英国戏剧,特别是对莎士比亚和詹姆斯一世时代的戏剧发生兴趣,试图在象征主义剧作中融入现实性内容。这种思想和艺术手法的变化反映在此后发表的一系列剧作中:《阿格拉凡和赛莉塞特》(Aglavaine et Sélysette,1896)、《莫娜·娃娜》(Monna Vanna,1902)、《乔赛儿》(Joyzelle,1903)和《青鸟》(L'Oiseau bleu,1908)。《青鸟》是梅特林克的代表作。诗人在曲折的追寻历程之后揭示了象征着幸福的青鸟原来就在周围:只有付出幸福,我们才能收获幸福。

1911年,梅特林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赞赏他多方面的文学活动,尤其是他的著作具有丰富的想象和诗意的幻想的特色。这些作品有时以童话的形式显示出一种深邃的灵感,同时又以一种神妙的手法去打动读者的感情,激发读者的想象”。1932年,比利时国王封他为伯爵。

按照哈罗德·布罗姆的观点,后辈诗人生活在前辈诗人巨大的阴影之中,总有冲破阴影、自立于强大诗人之列的焦虑和冲动。这种影响与焦虑、传统与创新互动的轨迹就构成了文学的历史。从根本意义来说,诗人的焦虑不只是来自传统的影响,更主要是来自于诗人对主体性的追求或者说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对死亡必然性的反抗,对不朽性的不懈追求[15]。但是,由于文学可以表现的主题是有限的,诗人的上述努力“必然导致诗歌的日益渺小”[16],也就是说,把文学引向越来越狭窄险峻的路子上去。出于对浮夸的浪漫主义和刻板的自然主义的不满,象征主义认为宇宙只是另外一个世界的象征,后者才更为真实而永恒,韩波称之为“未知”。诗人们试图以直觉、通感,甚至所谓“通灵”的方式进入这个世界,并把获得的信息带给世人。这是诗人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