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了20世纪围绕艺术定义而展开的现代争论后，中外学术界都倾向于认为，不能再按以往形而上学的本质论传统去给艺术下永恒不变的定义了。那种为艺术预先设定来自思辨王国的唯一的终极原因即本质的做法，是徒劳的和不必要的。因为，它不仅不能给人们认识和体验艺术带来多少实际的帮助，反倒阻碍人们去自由地发现艺术的多重奥秘。具体地说就是，那种用某个抽象词语去定义艺术的做法，不能再沿用了。
取而代之，当代中外学者多倾向于认为，不必给艺术下精确的定义。其中也有的认为，可描述艺术的大致特征或特性。英国社会学家维多利亚·亚历山大（Victoria D.Alexander）在《艺术社会学》中就直截了当地认为，“定义通常是用学术的语言限定那些原本直观上就很明白的事物。我不打算给出这样一个可供撰写论文或参加考试时引用的正式定义”。原因在于，“用抽象词汇定义‘艺术’根本就是不可行的。因为，‘艺术是什么’（即便是广义的），是由社会界定的，这意味着它必将受到多种相互冲突的因素的影响”。鉴于艺术是受到“社会”的“多种相互冲突的因素的影响”的产物，因而应当“用更宽广的笔触描绘一幅画卷，来呈现本书要涵盖的多样文化形式”[38]。这样，定义艺术的权利应当还给“社会”的艺术体制。她转而引用并认可社会学家贝克（Howard Becker）从语境出发界定艺术的做法：“我们说的‘艺术’，通常指的是：一件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然而审美价值同样需要界定）、一件受到某种美学思想认可的作品、一件展示在适当地点的作品（在博物馆中悬挂、在音乐会上演奏）。然而，大多数艺术作品，只具有上述部分而不是全部特征。”[39]贝克主张艺术所包含的范畴由社会决定，艺术由构成艺术界的群体界定。贝克和亚历山大都主张，艺术的定义应当符合艺术在艺术界群体中实际被赋予的地位和作用，而左右这一切的正是特定社会的艺术体制或艺术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