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恩大学对贝多芬影响深远。13岁任职于宫廷，贝多芬最多上到初中即辍学。但贝多芬酷爱学习，在好友带动下，1789年贝多芬到波恩大学旁听哲学伦理课并研读古代神话、文学，通过考试成为在册学生。贝多芬对德国哲学的了解远超过业余爱好者。
康德道德哲学对贝多芬影响深远。这位启蒙运动巨人在题为“什么是启蒙运动”的文章中写道：
启蒙运动使人类从自我强加的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在那种状态下人不依赖外在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这样一种我称之为“自我强加的”或“该受谴责的”受监护状态不是由于缺乏理智，而是由于缺乏不借助于主子的帮助就没有勇气和决心来使用。敢于显示智慧（Sapere aude）！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
这也是贝多芬的座右铭。贝多芬的理想人格来自席勒。作为“自由精神诗人、理想主义诗人，真善美之君”（歌德语），席勒高尚、纯洁、正直的平民主义人格像一团烈火，是“欧洲艺术之神”（托马斯·曼语）、19世纪欧洲知识界的大旗。
1782年1月，席勒以《强盗》征服德国，并在巴黎大获成功，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第一位荣誉公民。反专制的《菲埃斯克》、《唐·卡洛斯》，反对等级社会的《阴谋与爱情》，表现妇女地位的《威廉·退尔》，使席勒成为自由、平等、博爱的代言人。从贝多芬到罗西尼、威尔第，从《唐·卡洛斯》到《威廉·退尔》，后世作曲家对席勒情有独钟，但是没有一个人像贝多芬这样，几乎席勒附体，伴随他一生的《欢乐颂》是最好例子。
贝多芬说：“为《欢乐颂》谱曲，是我20年来的愿望。”其实贝多芬用了33年圆梦。席勒的命运同贝多芬相差无几：贫病交加，窘迫坎坷，但精神昂扬，一往无前。贝多芬一生不间断阅读席勒。从19岁开始，直到完成《庄严弥撒》后的1822年，满头灰白的贝多芬创作了《第九交响曲》，才把凝聚一生信念的“席勒宣言”谱成千古长鸣之声。《欢乐颂》构思过程长达30多年。第四乐章加入人声，席勒复活，启蒙理想响彻云霄。“只有所有人都成兄弟，人类才能得幸福。”席勒豪气干云，贝多芬一往无前，形成古典人道主义最高峰。海涅说：“席勒摧毁了精神的巴士底狱，建造了自由神殿，而且是容纳所有人类民族为兄弟的巨大神殿。他是个世界主义者。”这也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