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维也纳人舒伯特的误解，源头在莱比锡人舒曼。舒伯特的死讯，曾使舒曼哭了一天。但舒曼与舒伯特咫尺天涯。舒伯特《第九交响曲》对舒曼有强烈影响，也影响了勃拉姆斯，但后者理解的是“自传性舒伯特”，而不是超越性的舒伯特。“天堂一般长”的《“伟大”交响曲》的继承者是奥地利人布鲁克纳，而不是上述两个北方德国人。
奥地利天主教传统下的作曲家，与德国新教徒的差别之大，犹如两颗星星：看似肩并肩，距离是无数光年。门德尔松、舒曼这两个莱比锡人，对“复兴”舒伯特作用甚大，但他们都把舒伯特的音乐阐述为新教徒式的自传。“自我”成为舒曼跑到舒伯特墓前发掘的东西——从舒曼开始，贝多芬奏鸣曲式的形而上追求、超个体思考，变成爱情、失望、宝宝、幸福与悲伤。舒曼这位忧郁的莱比锡人强调：写作“鳟鱼”、“野玫瑰”的舒伯特不是真的舒伯特：“唯有认识‘伟大’交响曲，才能真正了解舒伯特”，“欢快从未成为他作品中的主导力量”——这可以让舒伯特在棺材里坐起来。
《鳟鱼五重奏》焕发着生机与快乐，明快简洁，无半点矫饰。我们聆听着，仿佛成为一条机灵的鳟鱼，在潺潺的时光溪流中嬉游欢跳。既没有坚硬的冲突，也没有紧张不安，简单和谐，令人沉醉。舒曼代表的德国浪漫派，是离开水的鱼儿，而舒伯特这条鱼从来都在水中。
《野玫瑰》作于1815年，根据歌德诗谱成。歌德的诗取材于民间，属于民谣风味的抒情“叙事谣曲”。歌德的诗非常含蓄，没任何感伤色彩。唱过这首歌的人，会发现舒伯特既尊重歌德诗的古典性，配以朴素旋律；又服从民歌的要求，客观克制，令人心醉。这首诗不是在讲故事，不是在讲渔夫与鱼儿的阶级斗争。逮鱼的少年不是黄世仁，野玫瑰也不是喜儿。反复吟唱正是“分节歌”这类民歌的普遍形式，加上带装饰音和顿音的风趣尾奏，具有奥地利民歌明快幽默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