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戈都诺夫》没有传统意义的主角，甚至没有女主角。主角就是人民。在很多时候，这一角色由合唱队充当。所有人物，包括戈都诺夫、假德米特里在内的大人物，在对白式的历史中，此起彼伏，随波逐流。
《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对话”表述，是俄罗斯第一部悲剧的主要艺术特色，也是音乐力量的内核。穆索尔斯基接受了普希金、格林卡等诗人对人类自然语言风格的推重，强调俄语本身的张力。发掘俄语特别是民众语言的音乐性，是从普希金、格林卡到“五人集团”的一致主张。特别是音乐家，本能地感受德语或意大利语言乃至记谱法本身，可能遮蔽斯拉夫心灵的力量，但要放弃现代记谱法，回到拜占庭记谱法，已无可能。但是斯拉夫不能用西欧的记谱法来扭曲民族心灵，穆索尔斯基尤其坚持这一点。
普希金把沙皇推入对话旋涡，放弃俄罗斯旧戏剧中沙皇才有独白权力的传统，把沙皇推到日常对话状态。这符合俄罗斯社会对“对话”的民主呼唤。每个人只能在与他人的对话中维系其自身，沙皇也不例外。这打破了德国浪漫主义艺术“独白”的“自我”沉溺倾向。
普希金不按人物角色时间性布局，而是将对话放置于心理“对话场”中，跨段落、跨场次对白呼应，扩大语言交流范围。“你”、“我”互相塑造、牵涉，在对话时相互对照、映衬。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动力，一个人的言语又引发行为。包括沙皇在内，人物都建立在对话互动上。除面对面交谈，还让人物在梦境、潜意识里与现实对话。出场人物多达80个，不少角色只出场一次，千头万绪却又井然有序。
诗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对话性的创新，直接影响了穆索尔斯基的观念：话语的自由音乐性、语言的自然特性是对文法规则的否定——彻底摆脱时间、空间和传统诗体的羁绊。一切从主题思想、时代精神出发，服从于对话真实性、剧情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