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马勒、柴科夫斯基各有一部第六交响曲。贝多芬第六交响曲就是《田园》，马勒第六交响曲的标题为《悲剧》，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是《悲怆》。这三位作曲家，马勒所处年代最晚。但从思想上讲，柴科夫斯基最有现代性——《悲怆》是对贝多芬代表的古典启蒙运动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的彻底“倒转”。
马勒则试图挽回自己深知已无可挽回的一切。很多人认为，马勒比柴科夫斯基更形而上，因为马勒更加追求“超越”。但柴科夫斯基更加真诚。这不仅是指他对自己真诚，他对欧洲历史同样真诚。马勒拒绝无所不在的绝望，柴科夫斯基拒绝已经虚假了的信仰。马勒始终是德国浪漫派的最后传人，对于“救赎”执着不放；柴科夫斯基归根到底是一位俄罗斯思想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穆索尔斯基、肖斯塔科维奇一样，认为“救赎”很可能是一场宗教骗局。
马勒一生的努力，就源自一种使命感——对贝多芬、瓦格纳的德国浪漫主义遗产的使命。对这一使命感的悲剧性，他最为清楚：“我的第六交响曲将不断产生谜团，这些谜团只有当人们接受并充分消化了我的前五部交响曲之后才能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