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理查德·施特劳斯感叹道：“鉴于我们的指挥家对贝多芬的《英雄》并不十分欢迎，因此，现在极少演奏这首曲子了，为了满足听众的迫切需要，我谱写了一首大型音诗，题为《英雄的生涯》。”这部优美而哀婉的作品，是给英雄时代“端茶送客”。马勒缺少的，就是这种达观。
马勒在1904年，完成了一部自贝多芬以来真正伟大的英雄主义作品，这就是第六交响曲，距贝多芬《英雄》的诞生恰好一百周年。
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是19世纪第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交响曲，马勒的第六交响曲是有20世纪特征的第一部交响曲，体现了与19世纪完全不同的**。
马勒的第六交响曲作品形式本身就具有如此明确的英雄主义特征，因此它完全有资格自贝多芬第三交响曲以来真正享有“英雄交响曲”的称谓。我们能通过倾听“第六”，来发现马勒交响曲的秘密就在于英雄性与悲剧性的平衡。从第一交响曲到第九交响曲，第六交响曲是这一艺术躯体的脊椎骨。
当人们沉溺于马勒交响曲的瑰丽时，无法否认的是，马勒作品本身体现出一种强大的艺术意志，坚韧不拔、毫不妥协，是马勒超长篇幅的交响曲的特征。第六交响曲表明他对古典交响乐的掌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我偏爱卡拉扬与柏林爱乐的演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卡拉扬如日中天时对柏林爱乐的统帅，类似于马勒对于他的乐队和乐思的统帅——在纷繁的乐思中，对音乐的主脉、对思想的主题了然于胸。他在这部作品中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人类。这是一部传记。
贝多芬的英雄主义，不仅存在于《英雄》交响曲中，更存在于《田园》中。贝多芬交响曲的语言结构深处，不仅是对主体精神的弘扬，也是人对于客观存在的大自然的皈依，这是维也纳南德精神与德意志奏鸣曲式的本质。马勒第六交响曲延续了维也纳乐派对于德意志纯音乐和奏鸣曲式的追求，通过大自然的哲学深度与纯声音运动的形式美，再现了交响曲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