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三叉戟”会议的报告（“C.C.S.242/6”），此次“四分仪”会议的报告（“C.C.S.319/5”）在总体目标和进行战争的总体战略构想两部分没有改动；支撑总体战略构想的基本任务部分增加了关于土耳其站在盟国一方主动或被动参战方面的考虑；执行总体战略构想部分变动较大。主要如下：
在欧洲战场，除继续潜艇战、战略轰炸和考虑占领亚速尔群岛外，重申从法国进入欧洲大陆的“霸王”作战行动开始日期为1944年5月1日，“霸王”行动和地中海作战行动之间的资源分配，以确保前者为主，如果“霸王”行动无法实施，则考虑执行“朱庇特”计划作为替代方案。
在地中海战场，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盟军尽可能地向北挺进，占领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充分利用意大利的空军基地，对德军施加压力以形成有利于实施“霸王”行动的态势，从而使包括自由法国军队在内的盟军最终能够进入法国南部（行动代号“铁砧”，Anvil）；巴尔干地区的行动只限于向该地区的游击队提供物资供应、小规模的突击队行动以及对战略目标进行空袭；确保地中海航线的安全。[109]
“四分仪”会议取得的成果是在“三叉戟”会议成果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不但正式确定了1944年5月从法国返回欧洲大陆的“霸王”作战行动，并享有优先地位，而且太平洋和远东战场的行动计划占了相当的比重（见下文），也更加明确具体，并且提到了在德国投降之后12个月内打败日本的目标。这些都是最能够体现美方军事战略观点的政策决定。另一方面，英方的主张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顾及，如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以及丘吉尔情有独钟的“朱庇特”作战行动等。
总的来说，在战略决策上，美方相对于英方的主导地位在进一步上升。英国学者罗纳德·卢因指出：“在1943年秋，事情的发展正改变丘吉尔的角色……他倡导并强加他个人战略思想的日子结束了，美国人的主导地位和俄国人不断增长的信心作为主要因素保持不变，直至战争结束。”[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