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的英美海军参谋会谈，是在国际形势严重恶化的关键时刻，英美两国出于抵御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共同愿望而采取的行动。尽管它姗姗来迟，但其结果却对两国的外交及战略决策立即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对英国来说，尽管汉普顿对会谈形式的非正式性，以及对会谈的极端保密性所造成的情报交流方面的某些障碍感到失望，但他的确不虚此行，基本完成了使命。通过这次会谈，英国的收获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原则上仍然同意1年半以前英格索尔—菲利普斯会谈中双方所确立的战略原则和战时行动区域的划分，说明两国在远东的战略观念方面保持一致。
第二，美国打算在一旦战争爆发时，以在西大西洋巡逻的方式向英国提供援助，这是英国极想得到的东西。
第三，尽管美国在谈到把太平洋舰队运动到新加坡时附有条件，即英国必须同时派出一支“足够象征性的部队”，但是正如当时的海军上将、海军副参谋长菲利普斯所说，仅就美国愿意去考虑把它的舰队派往新加坡这一点来说，便是相对1938年会谈的一个可喜的进步。[168]
第四，英国明显感到了美国总统和海军的“极其亲英的”态度与合作的倾向，这对英国是一个鼓舞，并对合作的前途表示乐观。
另外，汉普顿的访问也使自英格索尔访问以后便开始的两国军方之间的技术及情报交流继续进行下去，尽管对这种交流的评价不能太高。[169]正是由于上述收获，英国海军部认为汉普顿的这次华盛顿之行是成功的，而他本人也因其出色的工作受到了称赞。
但是这次会谈与1938年初的会谈一样，未能解决英国当时面临的困境。当英国的远东战略更加取决于美国的军事援助之时，英国却显然不能指望这种援助立即到来。就在汉普顿逗留美国期间，日本正式封锁了天津英租界，从而使英国突然面临可能与它的第3个潜在敌人首先开战的危险局面。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单独派舰队去新加坡，而英国自己又没有足够抵御日本的主力舰队被派往远东的情况下，为了保卫欧洲和地中海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在外交上的对日妥协便再次成为英国的一种选择。正如当时三军参谋长在为解决天津危机而提出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在没有美国积极合作的情况下，从军事观点看，并考虑到当前的国际形势，不应当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同日本人发生冲突的无可挽回的行动。”[170]这便是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的直接军事战略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