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既然是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光明与黑暗、美丽与丑陋、正义与邪恶、善良与凶残……的强烈冲突，并以前者的失败唤起观众特定审美情感（“悲”）的艺术，因此，在具体的剧情编织中，一定要通过各种艺术表现手段，使观众坚定不移地站在作为正面形象的悲剧主人公一边，使观众通过剧情的发展，渐渐接受、同情、爱戴他（或他们），甚至完全进入剧情，与主人公“感同身受”乃至“融合为一”。也只有这样，当主人公最终遭到不应有的毁灭时，观众才能产生强烈的“悲”（悲苦、悲伤、悲愤、悲恨等）的审美感受。
当悲剧主人公是纯然理想化的正面形象，而对方是绝对的反面形象时，上述效果很容易达到。比如在影片《林则徐》中，主人公被塑造成十全十美的正面人物形象：他一心为公，毫无杂念；他抗敌禁烟坚决果断，而对黎民百姓则关心备至、视若亲人；他机智干练、明察秋毫，又大智若愚、忍辱负重……总之，确是一个完全令观众敬仰、爱戴的英雄人物。而与之相对的一方，无论英国商人的气焰嚣张、狡猾残暴，我国大臣的利欲熏心、尔虞我诈，还是朝廷的昏庸黑暗、猜忌防范……都是十足的反面形象，无不令人愤恨、唾弃。于是，当林则徐最终被“毁灭”时，整部影片的悲剧品质就营构成功了。
而在对方并非十足恶棍、凶魔的剧情中，就要小心在意了。
如曹禺先生在《雷雨》中塑造封建专制的代表、一家之长的周朴园这个人物形象时，就很精确地注意了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在观众心目中的既定位置，尽管周朴园并非属于那种让人一见就愤恨、反感的形象，但观众对悲剧中正面形象的同情与支持却大大超过对周朴园的理解乃至体谅。在剧中，周朴园虽然是反面形象的总代表，但作为具体的人物形象，他也不时愧疚地怀念被自己伤害过的侍萍；他虽然是压抑繁漪的刽子手，但作为丈夫，也并不是一味地专横残暴，而往往以关心、劝慰的口吻讲话，尤其是当观众已经知道繁漪与周萍有私情之后。但毕竟，他的虚伪造作、他的残忍暴虐、他作为封建专制统治者代表的总体本质，以及他对出现这场家庭（实际上是社会的缩影）悲剧不可推卸的终极责任，使观众对他的理解、体谅（如果有的话）绝不可能超过对他的愤恨与仇视。相反，侍萍、繁漪、周萍等正面人物，虽然均有着各自这种那种的弱点、病态乃至弊端，但观众在总体上对他们的肯定，却是不容置疑的。也只有这样，当正面形象群体都因周朴园的存在而最终“毁灭”时，观众的“悲”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