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对中国是否有悲剧，文艺界多有争论。相当一段时期，一些名家多持否定态度。如冰心便认为中国根本没有悲剧；王国维则认为除了《红楼梦》、《桃花扇》之外，其他剧作都不具备悲剧品格……其主要一条凭据就是——中国式悲剧总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常附有一个“光明的尾巴”。
因前面已经讨论过“纵有大团圆”结局也可以属悲剧范畴，于是，是否有结尾处的“大团圆”，便可以说是中西悲剧传统在艺术处理方面的不同。就此而论，则西方悲剧大都以正面形象的死亡、毁灭等惨烈情景作为结局，而中国悲剧却不少在“大团圆”后落下帷幕。因此，其审美效果也便有所不同：西方悲剧通过正面主人公的死亡或毁灭这样极端化的人事渲染，给观众以强烈的“震动”和“刺激”；而中国悲剧则通过最后的“大团圆”处理，给众人一种终于“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伤感之后的“抚慰”与“宽解”。
比如我国著名的古典悲剧《赵氏孤儿》，就其结尾之前的情节、情境而言，便是放入西方经典悲剧之中也毫无逊色——那为正义而前仆后继的悲壮，那藐视邪恶的气贯长虹的凛然，那将牺牲亲子而同仇敌忾的惨烈，那忍恨蒙辱十数年如一日的沉雄……谁能不为之变色动容、拍案而起？！——但就是这部被西方也称赞钦佩的古典名剧，其结尾也仍要挂上一条光明的尾巴：沉冤得雪，凶顽被除，皆大欢喜了。类似剧作，像《窦娥冤》、《雷峰塔》、《精忠谱》等，均是如此。
对此，胡适曾批评道：“除了曹雪芹、孔尚任等一两个例外，中国文人由于思想薄弱，‘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于是盛行着团圆迷信、团圆快乐的文学，读完了，至多不过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绝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绝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绝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17]鲁迅则更强烈指出：“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从他们的作品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之际，他们总要即刻连说：‘并无此事’，同时便闭上眼睛……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需我们焦躁。”王国维不像上面两位激烈，其评论较平和、冷静：“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