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英国学者伊姆雷·拉卡托斯指出：“那么，什么东西算是一个‘发现’，尤其是一个重要发现，这就要取决于一个人的方法论。在归纳主义者看来，最重要的发现是事实的发现，而实际上，这类发现经常是同时做出的。在伪证主义者看来，重要发现在于发现一个理论，而不是发现一个事实。一旦发现（更确切地讲，是发明）了一个理论，它就成了公共财产；好几个人便会同时检验这个理论，并同时作出（次要的）事实发现，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了。”[6]由此可见，影视艺术鉴赏批评过程中，发现也不仅仅是一个审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它具有“事实”和“理论”双重属性。
从以上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影视艺术鉴赏批评这种“发现”活动并不那么简单，它不仅存在于“艺术审美思维的形式”中，驱使鉴赏者按照影视艺术的文学形态审美逻辑进行文本解构，而且还存在着“艺术审美思维的方式”，即根据鉴赏者的审美体验方法，构建属于自己的影视艺术本文范型。显然，这样一种具有“自己的范畴体系”的鉴赏方法，对于一个影视艺术鉴赏者来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因为鉴赏方法的审美差异性，才导致了影视艺术鉴赏批评族群的审美差异，才造成影视艺术鉴赏批评学科的崛起。惟因如此，尤里·鲍列夫才指出：“艺术的消费一旦成为广大阶层的群众的财产，那么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建立一个‘边缘的’专门领域——艺术批评，就尤其必要了。从某种意义上看，批评的艺术趣味也是一种实验的手段，这种实验可以使人对作品作出鉴定和评价。”[7]
不过，也许有人会问，影视艺术鉴赏批评的方法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论呢？伊姆雷·拉卡托斯认为，方法论首先是一种认识和逻辑的方法论，“每一种方法论都有其特定的认识问题和逻辑问题。”[8]按照他的观点，只有确定影视艺术作品情节、主题等“事实”命题的真理性和分析、归纳、推理等鉴赏过程的正确性，影视艺术鉴赏批评的方法才是科学的方法。关于影视艺术鉴赏批评的科学方法，可借鉴两个人的观点进行总结：一种是尤里·鲍列夫的，他以为，“方法，作为解释和评价的工序和手法的形式，保证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内部，保证解剖和揭示作品的结构，保证把作品分解成各个因素，并对其中的每一个因素进行研究”。显然，这是主张采用微观研究方法进行影视艺术鉴赏批评的。一种是M·C·卡冈的观点，他指出，艺术是一种“文化系统中的艺术”，因而必须遵循系统研究的方法。他认为：“阐述系统研究的原则，按照我们的信息，这些原则对于揭示艺术在文化系统中发展的规律，以及艺术文化在文化系统中发展的规律是最适宜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乃是因为“这些在不同等级上相互联系的系统，其相互关系具有历史活动性。对这种活动性的最初思考已经表明，它不是由某一种因素，而是由一系列因素制约的，而且，不应该把这一系列因素理解为被直觉划分和独立看待的行列式的简单毗邻，而应当理解为某种方法论的‘坐标系统’，这种系统把研究的若干方面联系起来，这些方面对于理解整个过程和处在一定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中的诸成分是必要而充分的”。[9]应当说，卡冈的鉴赏批评方法是一种宏观研究方法，它强调的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诸成分”系统，而非是“诸成分”本身。本着从认识论和逻辑论两个角度正确进行影视艺术鉴赏批评的目的，本节将采用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研究原则，探讨正确、科学地进行影视艺术鉴赏批评的方法，即在系统论前提下，研究影视艺术鉴赏批评中的各个因素及相互作用的关系规律。也许这样的研究，有助于建立自己的影视艺术鉴赏批评的方法论“坐标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