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课中，我从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的《狂热分子》中做了一些摘录，作为阅读材料发给学生。
埃里克·霍弗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父母早逝，自学成才，长期从事码头搬运工作。1964年成为加州伯克利大学高级研究员后，他仍未离开码头，因此被称为“码头工人哲学家”。他同卡伦·霍妮一样，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认同于一件神圣事业而获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价值感”[14]，但长期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他发现，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
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为满足自身各种需要，会结成“群”，发展出很多正式的非正式的组织。霍弗注意到，“群众运动”和“实务组织”（practical organization）的吸引力是非常不同的。“实务组织可以提供人自我改善的机会，故其吸引力来自它可以满足个人利益。反之，一个群众运动，特别是当它还处于生机勃勃的积极阶段时，吸引到的并不是那些珍爱‘自我’、想要把它加强加壮的人，而是那些渴望可以摆脱他们可厌‘自我’的人。一个群众运动会吸引到一群追随者，不在于它可以满足人们追求自我改善的渴望，而在于可以满足他们自我否定的热望。”“对失意者来说，群众运动是一种替代品：要不是可以替代他的整个‘自我’，就是可以替代一些能让他的生活勉强可以忍受的元素。”
霍弗看到了“失意者”与“群众运动”的关系，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的汉娜·阿伦特，则看到了“自尊需要”与“服从”的关系。她指出一些人“在精神上和社会上无家可归的情况下，就无法以一定的尺度来深刻洞悉任意性与计划性、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要么面对混乱的发展和完全任意性的衰落，要么服从于最严格的、异想天开的意识形态虚构的一致性”，而“群众可能永远只会选择后者……这并不因为他们愚蠢或邪恶，而是因为在总体的灾难中，这种逃避至少给予他们一种最低限度的自尊”。[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