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有一股尼采热。周国平当年是掀动尼采热的重要人物。今天，周国平说他的尼采研究工作只做了一半，“尼采的书我已经写了两本，还想写一本，一共三本。原来写的是人生哲学和本体论哲学，现在想写他的精神哲学。”
尼采当年的火热，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层动因呢？是不是与当时呼吁大家摆脱对集体的依附而走向个人奋斗的特殊年代背景有关呢？周国平分析说：“这只是一个原因，但关键是那个时代是思想比较饥渴的时代，那个时候只要与以往的意识形态形成鲜明反差的思想，都会得到极大的关注。”
1992年，香港曾有出版物把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界的转折点上》列为80年代影响中国的33本书中的一本。周国平自我评价说，这本书的影响绝对不是发生在学术史上，而是发生在中国人的心灵史上。
但是，记者问到，现在尼采热已经冷却，这反映了什么？尼采或者贝多芬，这种高扬人的主体性和权利意志的艺术作品现在似乎都有所失落，如果过分宣扬那些成分，可能导致人的自我毁灭。因此现在刘小枫等一批基督教哲学家开始获得了广泛的读者，他们认为“人”的地位太高了，人应该谦卑，要看到人的有限性，知道人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存在。
周国平说，尼采在80年代后期热过一阵儿，但后来就一直是现在这种状态，这样也许是正常状态，大家不再一窝蜂地看尼采讲尼采。现在基督教哲学有一定的读者，这种状态比较正常。没有一种特别流行的东西在左右人们，不同的人群对不同的思想家发生兴趣。但是尼采哲学也并不是完全与基督教哲学相反，尼采也并不反对谦卑。无论是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或者是基督教，其实都是为人生提高到一个终极的根据，但到19世纪后半期之后，人们发现这种根据是不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哲学的危机和形而上的危机。尼采就是要解决在没有最高价值的情况下，人类该怎样面对这种形势，来承担悲剧性的使命，因此，人类自己为自己提供了一个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尼采并不是与基督教对立的，基督教的本质也是要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