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延祐科举为标志，元代策问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策问存留很少，且没有对命题和答卷的明确规范。而科举恢复以后，策问则主要受科举程式的规范和影响。
一、延祐科举前的元代策问
延祐以前策问，目前所见只有胡祗遹《试典史策问》2道、刘壎《策问》4道、刘敏中《策问》3道、吴澄《私试策问》12道，共计21道，仅占传世策问的1/10。这种情况，实与当时学校的考试制度相关联。科举实行前，元代在中央与地方都设置儒学，每年从生员中考选贡士，或充吏职，或任学官。根据至元二十四年（1287）国子学定制，“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由“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再作讲说。此外还有“对属、诗章、经解、史评，则博士出题，生员具稿”，俟博士判定，始录附课簿，以凭年终考较。[1]地方的路府州县儒学及书院，在至元、大德间，小学生员诵读《孝经》《小学》《四书》与《通鉴》，大学生员始习学《五经》，亦与国子学课程相同。地方的课试制度，是“每月从教官出题，或赋论、经义、史评之类”，“教官考较，逐月载籍，岁终计其分数，以考优劣”。[2]可知，此时科举未开，策试只是学校课试的多种形式之一，尚未受到人们重视，这应是前期策问保存很少的基本原因。
延祐前策问的另一特点是形式不一，尚没有对命题和答卷作明确规范，多依作者的身份、职任而各具特色。如胡祗遹《试典史策问》，是选任吏员的考试，故或责问官吏奢华，或探究考课失当，都关乎铨选时弊。[3]刘壎《策问》则主旨不一，有的考究经典抵牾，有的讨论历代赀选，甚至追寻善恶报应、鬼神有无，直接暴露当时的社会风气，与其长期担任地方学官有关。[4]至元、大德间曾任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的刘敏中，文集收录策问三道，其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