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四人帮”对文艺事业的破坏，批判“四人帮”的文艺思想，是周扬晚期在几乎所有的讲话和文章中首先要做的事情。周扬认为，我们与“四人帮”在文艺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分歧。1977年12月30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座谈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周扬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正确评价30年代革命文学的历史；二是正确估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工作；三是我们同“四人帮”在文艺问题上的分歧。在谈到最后一个问题时，周扬认为我们同“四人帮”文艺思想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这里以此讲话为主，兼及周扬的其他文章，做一个梳理。
（一）如何对待文化遗产
我们一向主张批判地吸收其精华，既不是全盘吸收，也不是一概排斥。“四人帮”对文化遗产采取“彻底扫**”的态度，他们不但否定30年代的革命文艺、开国以来的文艺工作的成绩，而且否定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成就，否定整个人类进步文化的财富，对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大批的古典的进步的文艺书籍被禁止出版和阅读，说什么从《国际歌》到那几个“革命样板戏”一百多年中间，全世界无产阶级文艺是一片“空白”，只有到了江青，才开辟“无产阶级的新纪元”[1]。的确，如何对待文化遗产，是“文革”时期“四人帮”做得最极端的事情之一，把一切文化遗产都说成是“封资修”的大黑货。文化的饥饿、审美的饥饿是空前的。周扬说：“不介绍、不研究外国文学，不了解外国文学的情况，不同它交流，不向它学习于我们有用的东西是不行的。这是一种愚蠢的政策。另一方面，盲目崇拜外国文学，对它亦步亦趋，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对它进行评价和批判，对它的反动倾向不进行坚决的斗争，那就是投降主义，当然也不行。”[2]采取这种既吸收又批判的态度，才是对待中华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