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化的条件下，商业的原则渗入文艺批评活动，这的确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与此相关联，又产生了一个批评家与作者的关系问题。那就是，批评对于创作来说是否是独立的？较长的一段时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创作高于批评。批评不过是创作的附庸。似乎创作是根本，批评不过是创作的点缀。创作可以独立产生意义，批评则不能独立产生意义。不但作家、艺术家这样看，连批评家自己也这样看。对于作家和艺术家，社会承认他们，给予各种重要的或荣誉的职务，批评家就很少获得这种机会。这样一来，似乎批评家不过是依附作家、艺术家的“食客”。我认为这种局面不改变，那么文艺批评就太可怜了，甚至会失去存在的条件。
这个问题不但关系到文艺批评的地位，而且也关系到文艺批评的根基。文艺批评的根基在哪里？应该说，它既不在政治，也不在创作，而在生活、时代本身。生活、时代既是创作的根基，也是批评的根基。创作与批评都具有时代性。创作与批评的根基是同一的。批评家不是随便说一说一部作品思想和美学上的优点或缺点。优秀批评家应该根据自己对生活与时代的理解，对作品做出自己独特的评判，或者借作品的一端直接与社会文本对话。这样，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如何来理解现实与时代，想对现实与时代发出怎样的声音，就成为他的批评赖以生存的源泉。还是来谈谈别林斯基。大家知道在19世纪40年代前，别林斯基有过一个与现实“妥协”的时期，他接受了黑格尔“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的思想，错误地认为既然俄国专制农奴制是现实的，那么也就是合理的，他写了一些为俄国农奴制辩护的批评文章，他的批评也就无足轻重，不但不可能产生积极的意义，相反依附于反动势力的威严之下。为此他受到赫尔岑严正批评。19世纪40年代初，他迁居彼得堡，耳闻目睹当时俄国京城贪官污吏的腐败和专横之后，悲愤地写道：“这个丑恶的俄国现实充满着对金钱和权势的崇拜、贪官受贿、腐败堕落、道德沦丧、昏庸愚昧等现象，任何聪明才智、高尚举止都会遭到欺压、**，书报检查横行，思想自由被根除。……如果我还为这一切进行辩解，就叫我的舌头烂掉。”[1]这是对现实的全新的态度和深刻的理解，这种对于现实的新态度、新理解为他后来的文学批评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