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由于时代的原因是有其阶段性。因此，学案的研究也要看时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历经百年，留下了许多文案与学案。厘清这些文案与学案，才能知道我们在什么问题上是有理论建树的，应该加以发扬；什么问题上我们是有错误的，应该加以改正，以利文学理论朝着正确的方向更好地发展。但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适合于这类文案和学案研究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击日本侵略和解放人民大众以及求得民族的独立，是第一位的事情，就是当时的学术研究，只要有可能，也要为配合此时的抗日和解放的任务，无暇去搞学案研究，是可以理解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政治运动不断，文学理论基本上无所作为，也是可以理解的。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首先是要“拨乱反正”，在那种思想状态下，在那种急迫的情势下，也不可能做什么带有科学性的学案研究。可以说，当某种意识形态处于偏执状态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讨论的，因此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案研究。
90年代初以来，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一时间商业化的浪潮席卷全国。大众文化流行全国。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文学理论也随之陷入危机。
但文学理论的危机没有阻止文学理论的话语生产。因为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按照论文、专著的数量评职称。于是学术研究以量取胜，重复之风盛行，无效的学术研究盛行，甚至抄袭之风盛行，一句话，是急功近利盛行。虽然文学理论学界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但这些理论体系会不会又成“学说的神话”还很难说。人们终于发现我们为了评职称在取得某些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制造了许多学术垃圾。据古风《意境探微》一书中说，仅1978—2000年，“约有1452位学者，发表了1543篇‘意境’研究的论文，平均每年约有69位学者发表73篇论文。”而且还有大量的以“意境研究”为题的专著出版。[1]以这大量论文和专著去参评教授，不知为中国增加了多少教授。但是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又有多少学术元素呢？这是值得怀疑的。也许这不是说明学术的兴盛，恰恰说明学术的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