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学观念的比较研究，此前也有不少相关论著，但一般都认为西方重再现，中国重表现。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仍嫌简单，首先是没有进入历史语境，没有深刻说明中西文学观念差异所产生的不同历史和文化根源；其次是对于中西思维模式缺乏深刻的认识，导致中西方文学观念的差异比较停留于较浅的层次上。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与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文学观念有巨大的差异。总体而言，中国古代文学观念是情感论。中国文学的开篇《诗经》几乎都是抒情诗。与《诗经》几乎同时的《尚书》中的“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1]这段话的前面是“帝曰”，这个“帝”就是“舜帝”，是他告诫掌管音乐的人“夔”的一席话，意思是说：你听好了，诗要表达意志，歌要把诗的言辞咏唱出来，声调则随着咏唱而抑扬顿挫，韵律则使声调和谐统一。过去解释这段话的学者，常常只注意“诗言志”三个字，没有把这句话联系起来理解，是不够的。《尚书》这句话，意思是要把诗、歌、吟唱、韵律四个因素联系起来。或者说，诗在当时是应歌唱的，歌唱则要讲究“吟唱”，怎样才能达到“吟唱”的效果呢？那就要讲究韵律和谐。这样联系起来理解，那么《尚书》这句话所说的就是：“诗”作为一种活动，一定要以韵律的语言用吟唱的方法充分表达情感志意。“诗言志”的“志”是什么？《春秋左传正义》在解释“好、恶、喜、怒、哀、乐”等六志时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2]这个解释很好，说明情志是相通的。不论是个体性的情感（如《诗经·关雎》）还是社会性情感（如《诗经·硕鼠》），都是抒**志的，这里没有严格的区别。“诗言志”不是舜帝一人的意见，几乎是后来众多不同流派学者对诗的共同理解。《庄子·天下》：“诗以道志”；《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诗以言志”。这样说来，朱自清说：“诗言志”是古代诗学的“开山的纲领”[3]，就可以成立了。为什么中国文学观念一开始就与人的情感联系起来，根本原因是中国古代没有“上帝之城”，也就没有像柏拉图那样的无所不在的超越现实的“理式”。